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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邁利在塔爾走以前，問了他一些問題。他的眼光沒有看著塔爾，而是近距離地看著眼前，他發腫的臉因為這個悲劇而顯得有些洩氣。

“這本日記的原本在哪裡？”

“我把它放回到那個信箱裡。史邁利先生，我是這樣想的：等我找到日記的時候，伊琳娜到莫斯科已有二十四個小時了。我估算她一開始接受審問，就沒什麼氣了。很可能他們在飛機上就會拷打她，著陸後又來一遍，等那些壯漢吃了早飯後，就開始審問。他們對膽小的就來這一套：先拷打再審問，對不對？因此很可能過不了一兩天，中心就會派人到教堂後面去搜查，對不對？”接著又是一本正經的樣子，“而且我也有自身的安全考量。”

“他的意思是說，莫斯科中心如果認為他沒有見到日記，就不會那麼急著想割斷他的喉嚨。”

“你把日記拍了照沒有？”

“我沒有帶照相機。我花了一塊錢買了一本筆記本，把日記內容抄在上面，把原本放了回去。一共整整花了我四小時。”他看了一眼吉勒姆，在白晝的光線裡，塔爾的臉上突然現出了內心的深刻恐懼，“我回到旅館裡時，我的房間被弄得一塌糊塗。他們把牆紙都撕下來了。旅館經理叫我趕快搬走。他不想知道內情。”

“他帶著一把手槍，”吉勒姆說，“他不讓它離身。”

“你說得沒錯，我槍不離身。”

史邁利同情地咕嚕一聲，好像消化不良一樣：“關於你和伊琳娜的幾次見面：秘密信箱、安全暗號、萬一無路可走的退路等。這些玩意兒是誰先提出來的，是你還是她？”

“是她先提出來的。”

“安全暗號是什麼？”

“肢體語言。如果我敞開襯衫領子，她知道我已觀察過地方，一切安全。如果繫上釦子，就取消碰頭，到約好的第二次時間和地點。”

“伊琳娜呢？”

“手提包。左手，或者右手。我先到那裡，在她能夠看得見我的地方等她。這樣她就能選擇見面還是分手。”

“這些事都發生在六個多月以前。那麼這六個月以來你在幹什麼？”

“休息。”塔爾粗魯地回答。

吉勒姆說：“他嚇怕了，躲了起來。他逃到吉隆坡，躲在一個小山村裡。他自己是這麼說的。他有個女兒叫丹妮。”

“丹妮是我的小乖乖。”

“他與丹妮和她母親待在一起，”吉勒姆說，把塔爾說的話都當做沒有聽見一樣，這是他的習慣，“他全世界都有老婆，不過現在似乎是這個得寵。”

“為什麼你選擇現在這個時候來見我們？”

塔爾沒有說話。

“你不想和丹妮一起過聖誕節嗎？”

“當然想。”

“那麼發生了什麼呢？你在怕什麼？”

“有謠言。”塔爾慍慍地說。

“什麼謠言？”

“吉隆坡來了個法國人，告訴大家我欠他錢，要請律師來對付我。我根本沒欠誰的錢。”

史邁利轉過身來問吉勒姆：“圓場裡還把他當做叛逃者嗎？”

“大概是吧。”

“他們到現在為止採取了什麼行動？”

“這不歸我管。我聽到小道訊息說，前一陣子倫敦站針對他開了幾次作戰會議，但是沒有請我去，我不知道結果如何。我想大概和以前一樣，沒有什麼結果。”

“他現在用的是什麼護照？”

塔爾早已準備好了答案：“我一到馬來亞就把托馬斯的護照扔了。我想托馬斯不合這一個月莫斯科的口味，我還是馬上把他做掉為妙。我在吉隆坡讓他們給我弄了一個英國護照，名字叫普爾。”他把那份假護照拿給史邁利，“還蠻划算的。”

“你為什麼不用你的瑞士護照呢？”

又是一陣謹慎的沉默。

“是不是他們搜查你的旅館房間時丟了？”

吉勒姆答道：“他一到香港就把護照藏起來。這是例行的做法。”

“那麼你為什麼不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