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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很可能是生病了,”史邁利遲鈍地說,物件主要是吉勒姆,不是別人,“也很可能是昏過去了。把她護送走的人也很可能真是護士。看起來,她的情況夠糟的。”他又補充一句,斜眼瞥了一下塔爾,“畢竟,從你發出第一封電報到伊琳娜離開香港之間只有二十四小時。根據這樣的時間安排,你很難把原因歸於倫敦那邊。”

“正好可以這樣,”吉勒姆看著地板說,“時間固然很緊,但剛好夠,要是倫敦有人——”他們都等著他把話說完,“要是倫敦有人手腳快。當然莫斯科也得手腳快。”

“史邁利先生,我也是這麼想的。”塔爾得意地說,接過史邁利的話,不去理會吉勒姆,“史邁利先生,我也是這麼說的。別急,裡基,我說,如果不小心,你就徒勞無功了。”

“也很可能俄國人無意中發現了,”史邁利堅持己見,“保安人員發現了你們往來的事,就把她弄走了。你們那樣往來,他們沒有發覺才怪呢。”

“也可能她告訴了她的丈夫,”塔爾提示說,“先生,我也懂得一點心理學。我知道夫妻之間鬧翻了以後會發生什麼事情。她想惹他生氣,所以刺激他,看他怎麼反應。‘你想知道你在花天酒地的時候我在幹什麼嗎?’——說些這樣的話。鮑里斯一怒之下,報告了猩猩,他們揍了她,押送她回國。所有的可能性,我都想到了,這你可以相信我,史邁利先生。說真的,我都一一想到了。任何一個男人,遇到女人拋棄他,都會這樣的。”

“還是言歸正傳吧,好不好?”吉勒姆壓低嗓門生氣地說。

於是塔爾又繼續說,他現在承認,足足有二十四小時,他像瘋了一樣。“我一般不是常常那樣的,是不是,吉勒姆先生?”

“夠經常的了。”

“我感到很懊喪。你幾乎可以說感到很惱火。”

他認為快要到手的一塊大肥肉給無緣無故搶走了,因此感到很生氣,盛怒之下,不顧一切跑到那些常去的地方去瞎闖。他到“貓的搖籃”去,又到“安琪兒”,到天明時分,已到過十幾家其他的地方,且不論一路上碰到的一些女人。他還到亞力山德拉去了一趟。他想和那幾個搞保安工作的猩猩吵一架。等他清醒下來以後,他想起了伊琳娜,想起了他們在一起的時光,決定在飛回倫敦之前到他們約定當信箱的地方看一下,說不定她在走以前給他寫了信。

一半是因為沒有別的事情可做。“一半大概是因為我實在放不下心,萬一她的信留在牆洞裡沒有人去取,而她自己又束手無策,只能乾著急。”他又這麼補充一句,真像個知過必改的好孩子。

他們有兩個地方交換信件。第一個地方是在旅館不遠的一個建築工地。

“見過他們用竹子做的腳手架嗎?真是巧妙之極。我見過這種有二十層樓高的腳手架,苦力扛著預製混凝土構件爬上去。”他說有一根沒有用的竹樁,大約有一個人的肩膀那麼高。如果伊琳娜真的抽不出時間來見他,就用這竹管做信箱,但是等到塔爾趕到那兒,竹管是空的。第二個地方是在教堂座位的後面,他說:“是他們放小冊子的書架下面。這個書架原來是個舊衣櫃。如果你在教堂裡跪在後排,伸手摸一下,有一塊板是松的。背後有個洞,盡是垃圾和老鼠屎。但是我告訴你,這真是最保險不過的信箱了。”

他說話停頓了一下,大家的眼前就出現了這樣一個情景:裡基·塔爾和他的莫斯科中心的情婦一起跪在香港一所浸信會教堂的後排座位上。

塔爾說,在這個信箱裡,他找到的不是一封信,而是整整的一本日記。字跡清楚,兩面書寫,因此墨水就常常滲透過來。寫得很匆忙,但沒有什麼塗改。他一眼就知道這是她神志清醒的時候寫的。

“不過,這裡的這本不是,這本是我抄的。”

他把瘦長的手指伸進他的襯衫裡面,取出一個皮夾,有一條很寬的皮帶繫住,他從裡面取出了一疊折得皺巴巴的紙。

“我猜她是在被揍之前把日記送到那裡,”他說,“或許她還在那兒做最後一次禱告。這是我自己翻譯的。”

“我以前不知道你懂俄語。”史邁利說。這句話別人沒有注意,但是塔爾注意到了,他馬上露出了笑容。

“唉,史邁利先生,幹這行當,你得要有一項專長,”他開啟那疊紙解釋道,“我學法律可能不怎麼行,但是多學一種外語肯定是有用的。我想你大概知道詩人是怎麼說的吧?”他抬起頭來,面露笑容道,“‘多掌握一國語言就是多掌握一個靈魂。’先生,是個偉大的國王說的,他就是查理五世。我的父親記得很多名言,這一點我不是吹噓,不過奇怪的是,他除了英語以外不懂任何其他外語。要是你們同意,我把日記念給你們聽。”

“他一句俄語也不懂,”吉勒姆說,“他們兩人一直用英語對談。伊琳娜學過三年英語。”

吉勒姆說這話時,抬頭望著天花板,拉康看著自己的手。只有史邁利看著塔爾,塔爾對於自己開的小玩笑咯咯地笑著。

“都準備好了?”他問道,“那麼好吧,我就開始吧。‘托馬斯,你聽好,我現在告訴你。’她總是稱呼我的姓,”他解釋道,“我告訴她,我的名字叫湯尼,但是她總叫我托馬斯。‘這本日記是我給你的禮物,萬一他們沒有等我和阿勒萊恩談話就把我帶走。托馬斯,其實我寧可給你我的生命,當然還有我的肉體,但是我想更能使你高興的,只有這個可憐的秘密了。請好好利用它!’”塔爾抬起頭來,“上面寫的是星期一。她寫了四天日記。”他的聲音平板,甚至有些倦意,“‘在莫斯科中心,傳說很多,上級很不滿意。特別是一些小蘿蔔頭,他們想顯得重要,裝作一副什麼都知道的樣子。我在參加貿易部之前,有兩年是在捷爾任斯基廣場的總部裡管檔案。在那裡工作很單調,托馬斯,氣氛很不愉快,我當時還沒有結婚。他們鼓勵我們互相猜疑,不能跟任何人講心裡話,一次也不能,這真使人憋得難受。在我的下面有個辦事員叫伊夫洛夫,他的社會地位和職務都比我低,但是由於氣氛憋人,我們倒很談得來。對不起,有時候我們只有透過肉體交談,你應該早一些出現,托馬斯!伊夫洛夫和我好幾次一起上夜班,最後我們決心違反規定在大樓外面見面。他跟你一樣,是金頭髮,托馬斯,我喜歡他。我們在莫斯科一個貧民區的餐館裡見了面。在俄國,他們一直告訴我們,莫斯科沒有貧民區,這是瞎說。伊夫洛夫告訴我他的真名叫勃洛特,但他不是猶太人。他給我一些咖啡,那是他在德黑蘭的一個朋友偷偷帶給他的,他很討人喜歡,還給了我幾雙絲襪。伊夫洛夫告訴我,他對我很傾倒,說他以前工作的部門負責保管中心的全部外國間諜的檔案。我聽了大笑,對他說根本沒有這樣一個部門,這是有些喜歡做夢的人的瞎想,以為中心的全部秘密都集中在一個地方。唉,也許我們都是這種喜歡做夢的人。’”

塔爾又中斷了朗讀。“這裡又是另外一天。”他宣稱說,“她一開始說了一大堆‘托馬斯,早安’啦、禱告啦,還有一些情話。她說,女人寫信不能沒有物件,所以她寫給托馬斯。她的男人一早就出去了,她有一個小時。我念吧?”

史邁利的嗓門裡咕嚕了一聲。

“‘我第二次和伊夫洛夫碰頭是在伊夫洛夫妻子的一個表兄弟房子裡,他是莫斯科國立大學的教員。屋子裡沒有別人。這次碰面極其秘密,幹了一件我們在報告裡稱為犯罪的事。我想,托馬斯,你自己也一定幹過一兩次這樣的事!在這次見面時,伊夫洛夫還告訴我下面這件事,目的是要鞏固我們倆之間的關係。托馬斯,你注意聽著。你聽過有個叫卡拉的人嗎?他是個老狐狸,中心裡最狡猾、最神秘的一個人,甚至他的名字,我們俄國人也不懂是什麼意思。伊夫洛夫雖然告訴了我這件事,但是他怕得要命,因為據他說,這牽涉到一個大陰謀,也許是我們最大的一個陰謀。伊夫洛夫說的事如下。托馬斯,由於這是極度機密,你只能告訴你最可靠的人。你絕不能告訴圓場的任何一個人,因為在這個謎解開以前,任何人都不能加以輕信。伊夫洛夫說,他原來說曾在外國間諜檔案部門工作,這話不是真的。他捏造這件事只是為了要向我炫耀他對中心的內幕知道得很詳細,讓我知道我愛上的不是個無足輕重的人。實際情況是,他曾經擔任卡拉的助手,參與過卡拉的一個大陰謀,他以大使館司機和助理譯碼員身份為掩護,駐在英國,從事陰謀活動。為此,他有個工作上的假名叫拉賓。這樣,勃洛特就一變而為伊夫洛夫,再一變而為拉賓——可憐的伊夫洛夫,他對此還感到很得意。我沒有告訴他,在法語裡,拉賓是什麼意思。16一個人的財富地位居然以名字多寡計,這也是很少見的。伊夫洛夫的任務是為一個地鼠服務。所謂地鼠就是潛伏很深的間諜,叫這個名字是因為他在西方帝國主義內部挖了很深的地洞,這次是個英國人。地鼠對中心很珍貴,因為要打進去很費時間,常常要花十五年、二十年的工夫。英國的地鼠大部分是卡拉在戰前招募來的,出身都是上層階級,甚至有對自己出身感到厭惡的貴族,結果私底下成了狂熱分子,比他們一些懶懶散散的英國工人階級同志還要狂熱執迷得多。有的甚至要申請入黨,還是卡拉及時制止了他們,引導他們做特殊工作。有的曾在西班牙與佛朗哥法西斯主義作戰,為卡拉物色人才的人在那裡發現了他們後,推薦給卡拉。有的是在戰時蘇英結成同盟時招募來的。有的因西方在戰後沒有實現社會主義而感到失望……’這裡好像斷了。”塔爾看著自己的稿子說,“我在這裡寫了‘斷了’兩字。我估計是她的先生回來得比預計早。墨水跡都化開了。誰知道她把這玩意兒塞在什麼地方。床墊下面也說不定。”

這話如果他是當笑話說的,並沒有引起笑聲。

“‘拉賓在倫敦服務的那個地鼠,代號叫做傑拉德。他是卡拉招募來的,他是一個極大陰謀的目標人物。據伊夫洛夫說,只有極有能力的同志才有資格為地鼠服務。因此,伊夫洛夫即拉賓在大使館裡表面上固然無足輕重,常常受到種種侮辱,比如在舉行招待會時和女侍一樣站在酒吧後面侍候客人,但實際上他是個要人,格里戈爾·維多洛夫上校的秘密助手,後者在大使館工作用的假名是波里雅科夫。’”

史邁利這時插話,要塔爾把名字拼出來。塔爾好像一個演員臺詞說了一半給打斷了感到不高興,粗魯地說:“P—o—l—y—a—k—o—v,聽清楚了嗎?”

“謝謝你。”史邁利不為所動,仍舊很有禮貌地回答。他的態度明確顯示出,這個名字對他來說沒有任何意義。塔爾又繼續說下去。

“‘維多洛夫本人是個極其狡猾的職業老手,伊夫洛夫這麼說。他作為掩護的職務是文化參事,他與卡拉說話就是用這個身份。作為文化參事的波里雅科夫,他籌組蘇聯方面派人到英國各大學和團體講學,介紹蘇聯的文化情況。一到晚上,他作為格里戈爾·維多洛夫上校的工作則是根據卡拉從中心發來的指示,與地鼠傑拉德聯絡,發給指示,接受彙報。為此,維多洛夫上校即波里雅科夫要用一些跑腿的人,可憐的伊夫洛夫有一陣子就是其中之一。不過實際控制地鼠傑拉德的還是在莫斯科的卡拉。’”

“寫到這裡真的亂了,”塔爾說,“她是在夜裡寫的,不是喝醉了,就是嚇怕了,這一頁寫得亂七八糟,說到走道里有腳步聲,猩猩們對她瞪白眼。這部分就不譯了,好不好,史邁利先生?”他得到點頭許可後又繼續下去,“‘為了地鼠的安全,所採取的措施極其周密。從倫敦發到莫斯科中心給卡拉的書面報告,即使在譯為密碼以後,也分成兩半,由不同的通訊員傳送,有的在大使館正規公文下面用隱形墨水書寫。伊夫洛夫告訴我,地鼠傑拉德有時提供的機密資料,連維多洛夫即波里雅科夫一時也應接不暇。有很多都是拍成照片,但沒有沖洗出來,一星期常常有三十卷。底片如果不按規定的方法開啟,就會曝光。有的資料則是地鼠在極其機密的會面時講的話,用特製的錄音帶錄下來,只有用特製的複雜機器才能播放出來,這種帶子如果曝光或者用的機器不對,也就全都洗掉了。這種會面都是緊急性質的,每次總是不同的、突然的,我只知道這一點,還有都是在越南遭到法西斯侵略最嚴重時期,在英國,極端反動派又掌握了政權。而且據伊夫洛夫即拉賓說,地鼠傑拉德在圓場是個高階官員。托馬斯,我把這件事告訴你,是因為我既然愛你,我就決定要敬重所有的英國人,尤其是你。我不能想像一個英國紳士是賣國賊,不過當然,他是完全有權加入工人階級的行列的。而且我對圓場任何一個人員的安全都擔心。托馬斯,我愛你,你知道了這件事後可要小心,這也可能害了你。伊夫洛夫是個像你一樣的人,即使他們叫他兔子……’”塔爾沒有把握地說,“最後有一點……”

“讀下去。”吉勒姆輕聲說。

塔爾把那一疊紙稍微拿高一些,仍舊平鋪直敘地念道:“‘托馬斯,我把這件事告訴你,也是因為我害怕。今天早晨我醒來的時候,他坐在床邊,像個瘋子似的盯著我看。我下樓去喝咖啡時,保安人員特里波夫和諾維科夫像野獸一樣看著我,無心吃東西。我想他們在那裡一定有很長時間了,還有一個香港站來的阿維洛夫跟他們坐在一起,他還是個孩子。托馬斯,你有沒有不小心走漏了什麼?你是不是瞞著我把不該說的也說了?現在你可以明白了,非找阿勒萊恩不可。你不用責備自己,我可以猜得出來你告訴了他們什麼。我內心是自由的。你只看到我壞的一面:喝酒、害怕、撒謊。但是我內心燃燒著一種新的幸福光芒。我常常想,秘密世界是個與世隔絕的地方,我被永遠放逐到了一個半人半獸的孤島。但是,托馬斯,這不是個與世隔絕的地方。上帝讓我看到,它就在這裡,就在實際世界的中間,實際世界就在我們周圍,我們只要開啟門走出去就可以得到自由。托馬斯,你一定要永遠尋找我已經找到的光明。這就是愛情。現在我要把這本日記拿到我們的秘密地方去,趁現在還有時間,把它放在那裡。親愛的上帝啊,我希望時間還來得及。上帝在教堂裡給了我庇護。請你記住:我也在那裡愛過你。’”他的臉色極其蒼白,他的手在拉開襯衫把那疊紙放回皮夾裡去的時候是哆嗦的,潮溼的。“還有最後一句,”他說,“說的是:‘托馬斯,你為什麼不記得童年時代的禱告文了?你的父親是個偉大的好人。’我對你們說過,”他解釋道,“她瘋了。”

拉康已經拉開了窗簾,白晝的光線直瀉進來。窗戶對著一個小騎馬場,潔姬·拉康,一個梳著辮子、戴著帽子的胖胖女孩,騎著她的小馬,在小心翼翼地、慢慢地跑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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