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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主持公道（第2页）

此村与东溪村毗邻，与托塔天王晁盖关系密切。

西溪村的李保正贪婪成性，占据大部分良田，村民多为他的佃农。

北宋时期佃农境况尤为悲惨。

在北宋时期，农夫们即使在农闲时，他们仍要前往地主庄园工作，犹如奴隶般任由驱使。

地主不仅能役使佃户及其家人，还能将负债者或无地之人转为佃户，甚至干涉佃户妻女的婚姻。

部分地主甚至能将佃户连同土地、耕牛、农具及船屋等一并当作礼物赠送他人。

地主对佃农的粗为司空见惯，往往动辄打骂侮辱，只要不致人死亡，官府通常不予过问。

即便有人因此丧命，在北宋末年的官僚体系下，只需贿赂官员，随意编造事故原因即可掩盖事实。

即便面临如此压迫，佃农也不敢轻易逃离。

依据当时的户籍法规，没有土地的佃农会被登记为“乡村客户”

，一旦擅自离乡，地主可向官府举报，而官府捕获逃亡佃农后，通常会将其归还原主处置。

后世常称颂宋朝经济繁荣，然而这繁荣惠及的是士绅、官吏和商人，底层依赖土地生存的农民却始终未享受到这份福祉。

整部宋史中，农民此起彼伏，究其根源，多因失地农民不堪地主剥削所致。

西溪村的李保正便是这种地主阶级的典型代表。

多年来，他通过种种手段掠夺了村庄大部分土地，对佃户极为苛刻，频繁施加暴力侮辱。

近来几年，就有十余名佃妇遭其致死。

久而久之，村里开始流传闹鬼的传说。

李保正担忧这些冤魂前来复仇，于是花费巨资请来一位僧人，在溪边建造了一座青石宝塔，意图将冤魂驱赶至东溪村，避免它们侵扰自家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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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此举激怒了东溪村的保正晁盖。

他单枪匹马涉水过河，将青石宝塔抢走并立于东溪村，从此人们称他为“托塔天王”

。

这日，梁山上上下下皆已饱餐。

待夕阳西沉，夜幕降临，三百六十名正卒在正副都头的带领下，由阮家三兄弟的船只送往水泊西岸。

这是赵言接管梁山后的场战役，为打响，他做了周密部署。

早在行动之前，朱贵便派遣探子，将西溪村的情况摸得一清二楚。

出征时，梁山几乎倾巢出动，全力备战。

山寨内仅余琼英与朱贵带领女军和老弱留守。

出前，赵言已在金沙滩重申军纪，登岸后便不再赘述。

士卒们分成若干小队，沿溪水前行。

这条溪流正是分割东溪村与西溪村的分界线，顺流而上不到半刻钟，便可望见两村。

为避免惊动目标，士卒口中都含着干枯树枝，小队队长也密切注视着手下动态。

按照从《练兵纪实》改编的梁山军规，士卒违规不仅受罚，队长亦需连坐，而队长若有疏忽，则都头同样难辞其咎。

近期训练中，已有数位队长因士卒犯错而被重责。

赵言与孙安所在的一队，因两名小队长在训练期间饮酒，连同他们在内的所有人都受到了二十军棍的处罚。

目睹寨主亦须遵从军规，梁山军令的威严立时深入人心。

无论是普通士兵还是小队长，无不谨记军规，小心翼翼，生怕稍有不慎即触犯军法。

不过，那两位饮酒的小队长，原是跟随鲁智深的张三与李四。

此前，他们因醉酒泄露了赵言的真实身份。

赵言虽未责备张三和李四，但他们仍因自责不断请罚。

当时梁山军规初立，正需严示规矩，赵言便安排了这场戏。

通过此事，二人受惩，同时震慑了梁山众将士，不敢再轻视军纪。

表演务必逼真，赵言与孙安真的挨了二十军棍，如今行军中行走依旧不便。

沿溪而行半晌，梁山兵马抵达西溪村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