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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粮食账（第1页）

上海，黄浦江。从温哥华开来的一艘散货船"雷诺兹"号缓缓驶入黄浦江，。这是11月份从加拿大开来的第一艘粮食贸易船，船上满载的17000吨加拿大小麦，是上海今年接收的第27船粮食。根据1965年初的统计数字，上海人口（户籍+常住）是850万人，每年需要消费80万吨大米或面粉、15万吨肉类、142万吨蔬菜。但这个统计可能很粗略，上海郊区向上海市提供的蔬菜肉类有相当部分从自由市场输入，此外还有一些小众食品，比如螃蟹，数量也是个谜。中国进口、在上海卸货的粮食远远超过了上海的粮食消费量，1965年估计会有150万吨小麦和200万吨玉米在这里上岸，这些粮食不只是供应上海，还要供应南京、苏州、无锡等江苏城市。甚至，这

些小麦加工成面粉，再用工业化方式制成食品零食之后，会在全国范围销售。

“雷诺兹”号在黄浦江直奔粮食码头，这是专门卸小麦和玉米的地方。中国与西方刚开始粮食贸易的时候，无论贸易商还是船员，看中国落后的港口粮食仓储体系都特别不习惯。在1965年，上海已经全面翻新了港口设施，高度自动化和高效率的粮食转运系统就在码头

附近，小麦一个区、玉米一个区。

除了商业需要的暂存，粮食转运系统还负责海陆联运、海运内河联运的装载和卸货。这里除了海轮码头还有内河码头，四川湖北的粮食船也在这里卸货。陈法在粮食码头边注视看“雷诺兹号卸货。他看见卷扬机和传送带吗吗地运转，将粮食从船上吸出来、送到岸入库，整个码头只有三个活动的人影。小麦在传送带上安安稳稳地运动，然后精确地入库，在上扬的工序因为机器震颤而抖落下来的小麦，居然也有专门的收集区和漏斗汇聚器，将这些散落的小麦再收集起来倒入主传送带。要是在五年前，上海港卸小麦的时候可不是这样，那时候的粮食转运存储系统太落后了。一船小麦卸完，码头会开来一辆扫地车，把地上散掉的小麦扫起来。一方多吨的粮食船，光码头20X30米

的转运区就能扫出两吨的麦粒。

扫上垃圾车的小麦都是和码头地上的泥尘混在一起的，能吃吗？。。洗一洗，凑合着能吃。但这仍然是很大的浪费，要么浪费小麦，要么浪费人力，要么浪费电。

陈法：“上海现在的小麦消费，是国外比国内多了吧。”“陈副总理，岂止是比国内多，而是绝大部分吃的进口小麦。河南山东的小麦，我们今年消费的不到10万吨，国外运过来150万吨，其中至少有50万吨是留在上海消费了。当然这50+10万吨中也包括

副食品企业领用的小麦。

陈法：“国外的粮食便宜。。不只是价格便宜，综合使用成本也便宜。”1965年，北美小麦离岸价80美元一吨，海运、到岸转运、仓储、分配一系一列的成本加上去，每吨大约是90100美元。折合450500人民币一吨，或者2毛5一斤。国家现在自己的粮食，公粮（农业税）是白拿的；除了公粮以外是全国粮食统购。向农民统购粮食的价格是3毛一斤（这还是因为十年前调整了统购价格，基本上翻倍）。国营粮店出售的粮食是3毛或3毛5一斤，一看就知道这个价格是不赚钱的，等于是国家亏钱但是建立了一个全国城市的粮食保障底线。国营粮店之外是自由市场的"议价粮”，这个反映了粮食的市场价

格，大约是56毛一斤。

3毛一斤的价格比进口粮食还贵了，可获得了“国家羊毛"机会的农民并没有赚到什么钱。价格是倒挂了，可我就这点地，种不出多少粮食来啊。现在东部或中部地区的农民部分都明白这个道理了：想搞钱，进城市。说回粮食方面。陈法说的进口粮食"不只是价格便宜，综合使用成本也便宜”，是因为现在中央经济核算已经能算明白了，粮食周转的总成本远远不是它的买卖价格那么简单。在现在的农村，粮食的征收就是效率很低的小散收集汇聚的过程。一亩地产粮食400斤，这已经算是不错的地了，农业税14%，收56斤。这五十多斤粮食从村到乡镇，从乡镇到县。如果农村特别偏

远，用的还马车驴车或者人肉一一由农民挑着担子送粮食进城，一担100多斤？少了，一般得200斤，跋山涉水从村里挑进县里。

从县再运到地区省，再跨省转运到大城市。这一斤大米从四川乡下出发，最后摆在上海的工厂餐桌上的时候，国家为之付出的绝不仅仅是给农民的那3毛钱。不说别的，光把粮食挑进城，100斤粮食就剩下90斤了。挑夫是重体力劳动，油水不足饭量大，一天吃3斤粮食都不一定饱。所以说，就算抛开做小买卖、进城打工、卖菜卖水果不谈，就为了一辆解放大卡车把公粮运出来而不是让50个挑夫翻山越岭送粮食，这乡村道路系统都得修村干部、乡镇干部为了粮食统购达到指标，不得天天下乡催促？这又是成本。虽然国家没为这事特地发工资，但白缥也是缥呢，或者你可以这样算，乡镇及以下的行政官吏体系其中有至少13的工作

量，自的就是让农村圆满完成农业税和粮食统购任务。

这就应该把乡镇村行政体系财政拨款的三分之一，算进城市吃到的粮食的成本里面。

算到这里的时候，国内粮食周转到大城市，实际的成本已经没法看了。。从农村统购粮食，统购指标提高高，乡镇村行政体系付出的成本越大，这可能是边际成本效应的另一种表述。上级干部得更频繁地下乡，用各种招法PUA村干部和村里的党员基干农民，逐村做工作，开动员大会，完成统购指标有大红花。物质奖励也跑不了，统购粮食排名前列的还得有物质奖励，这样才能

把粮食统购量提高一点点。

提高到极限之后如果再提高，那付出的就不只是行政体系的人力成本了，还有人命成本。1956年国家提出三步走战略，1962年后，第一步的达成日期接近，这时候农村尤其是西南农村出现了一个现象，行政费用开始降低。按以前的老算法，农村总得去统购点粮食。但现在有一个更高的杠杆在这儿你不得不遵守：农村的人均粮食消费量。于是在粮食产量不高的山区，统购指标直接归零了。甚至一些更加穷困的地区，

是可以打申请报告到省里申请农业税减免的。

PUA费用下来了，总行政费用当然降低。19621965年，在全国粮食连续4年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西南省份上缴的农业税增长1。1%，粮食统购量下降0。7%。但是，全国的城市粮食消费水平在增长，四年一共增长了15%。除了中国的每年粮食进口量从400万吨增加到900万吨，还有就是农业发达地区，那些净产出特别大的规模化农场在发力。这么说吧，西南省份四年来下降的粮食统购量，黑龙江一个县的农场产出增长就全部补平了。不是苏联援助农业化机械的那个友谊农场，是1960年中美关系解冻后，从美国进口全套农业机械建起来的。为了体现农场建设过程中，中美两国深入的技术交流和流畅亲密的合作过程（为了让部分老同志心理上舒服舒服），这个农场被命名为“长津湖农业集团"，下设四个分场。这个农业集团1963年陆续建成4个农场，1964年4个农场全部铺开播种，1965年向国家出售了45万吨粮食。这个县以前基本没有粮食产业，它在"北大荒"范围内嘛。等于是国家手里净增了45万吨粮而整个农业集团的职工总数是2100人。

食。

“上海汇聚全国的人才，粮食也是汇聚来的，国内国外都汇聚。上海的生产力不是凭空出现的，因此上海的经济理应也是让周边地区乃至全国范围都受益。当然，用现在的话说，这种回馈也是让上海有更舒服的发展环境，有更广阔的市场。

陈法11月到上海考察，不是来要钱的。。。年底中央求上海财政拨一点给中央补亏空这本来就是财税体制不健全的时候的权益之举，一个成熟的中央财政体系会自动把上海的财税收入拨一部分过来。

“让上海的产品铺到全国各地，加速各地的工业化和产业升级，此外，上海国资委也可以走出去。”“陈副总理，上海的产品和资本现在出省主要是在江浙流动，刚才您说的意思是扩展到长江沿线流动，我们其实现在就在观察四川，主要是那个自行车集团的事。不过，我们现在主张的是凤凰集团直

接并购的方式进入重庆，永久集团进入成都。而现在，四川省国资委不肯放。

上海市市长曹地球举了个例子，其实这也是他最关心、想请陈法帮协调的问题。陈法：“你们把一辆自行车打到了百元的价位，重庆的那个自行车厂，好像叫澄江牌？他们现在还卖180，卖100块钱他们亏本，这个厂再不卖或者改造，等着自取灭亡啊。”曹地球摇摇头：“他们啥时候灭亡不知道，但是现在。。。。在负隅顽抗。”自行车，现在中国人最普遍最常用的交通工具。50年代国内的自行车厂生产的车型，和2、30年代是没什么差别的。（抗战时汉奸和武工队骑的自行车，到后世的80年代路上跑的仍旧是这个样式。）28寸大轮子，用料扎实，非常沉重。换句话说，物料成本不低。当然载重能力是不错，但它的载重能力其实对不起它的用料。制造成本本来就高，而作为工农剪刀差总策略的一部分，自行车的价格还长期挂得很高，一辆凤凰、永久这样的大厂大牌售价260元，外加工业券（当然公文包位面并没有）。不过现在上海产的自行车已经压到了百元以下：26寸的城市自行车90元，28寸大车98元，28寸载重自行车120元。不但价格便宜，26寸城市自行车重量很轻，用它上下班通勤比28寸的大家伙合适多了。而四川那边，重庆和成都的自行车厂生产的还是笨重的28寸大车，售价180元。也不是专门设计的载重自行车，载重能力比上海产的98元的大车略强，比120元的载重自行车差远了。根据上海这边了解的情况，售价如果低于150元，自行车厂会亏本。上海国资委的意思是，凤凰集团干脆就并购了重庆的澄江厂，更新他们的产品线。重庆那边，不打算放手。但是，如何应对上海90元一辆的自行车VS180元一辆的重庆产自行车这个困局？于是从1964年起，重庆卖自行车的地方就只有澄江牌自行车出售了。你上海、广州的自行车性价比高是么，可你卖不进来。。。。由于重庆市买不到90元的通勤自行车，重庆市民就只能继续买澄江牌。于是，澄江牌的自行车厂就可以继续苟着陈法：“地方以省甚至市为单位分割，分割开来的市场就不是真正的市场。”

曹地球：“自行车这一块，如果当地没有像样的自行车厂，上海的自行车还是能够自由行销的，但像重庆成都这样的，就有问题。”陈法：“这可以叫做地方保护主义，全国市场尚未统一导致的后果。我们在国外喊自由贸易，其实在国内，我们何尝不是呢，也得喊自由贸易。”就算不为提高国内自行车这个行业的总体水平，也得考虑老百姓为此多花的冤枉钱。自行车在这个时候是贵重物件，如果是180元的自行车，高级工程师都得揽三个月的工资才能买一辆，普通工人揽

钱更慢，得半年或者1年才揽得出钱来。

1966年，经济和市场政策调整的第一刀：全国商品销售零售要求“去行政指令”。除了烟酒之外，零售商品无论国营私营，店长或商店老板该从哪儿进货就从哪儿进货，而不是"按市政府指示"某类商品必须从某处进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