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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的兩天裡，史邁利生活在渾渾噩噩之中。他的街坊鄰居偶爾看到他的時候，覺得他好像有點失魂落魄。他很晚起床，穿著睡袍在屋子裡忙忙碌碌地整理東西，揮撣塵土，自己燒飯，卻又不吃什麼。到了下午，他一反當地的常規，點起了煤火，坐在壁爐前面讀德國詩，或者給安恩寫信，但是很少寫完，寫完了也從來沒有寄出過。電話鈴一響，他就馬上去接，結果卻使他失望。窗外的氣候仍很惡劣，少數過路人——史邁利一直在觀察他們——縮著脖子，像巴爾幹人那樣受罪的樣子。有一次拉康打電話來說，大臣要求史邁利“隨時準備幫忙收拾劍橋圓場的殘局”，換句話說在找到人接替潘西·阿勒萊恩以前看管一下。史邁利的回答含糊其辭，他仍要求拉康務必注意海頓在沙拉特期間的人身安全。

“你這不是有點大驚小怪嗎？”拉康反駁道，“他能去的惟一地方是俄國，反正我們是打算把他送去的。”

“什麼時候？”

詳細情況需要幾天時間進行安排。高潮已過，史邁利已興趣不大，他不屑過問審訊工作進行得如何了。但是從拉康的態度來看，答案應該是“很不好”。孟德爾倒帶來了比較清楚的情況說明。

“伊明翰車站已關閉了，”他說，“你得在格林斯貝下車步行，或者搭公共汽車。”

但孟德爾多半也是坐著看著他，好像看著一個病人一樣。

“死等下去是不會使她回來的，你也明白。”他有一次說，“現在是大山去見穆罕默德的時候了37。不瞞你說，女人是不喜歡懦夫的。”第三天早上，門鈴響了，史邁利很快就去開門，以為可能是安恩，像往常那樣忘了鑰匙。結果卻是拉康。他說要史邁利到沙拉特去，海頓一定要見他。訊問沒有什麼進展，時間已經不多了。他們的理解是，如果史邁利去當告解牧師，海頓願意交代一部分。

“他們保證沒有用脅迫手段。”拉康說。

沙拉特已失去了史邁利所記得的光彩。大部分榆樹都已病死，板球場上雜草叢生。那幢磚砌的大宅自從歐洲冷戰以來已敗落不少，大部分好一些的傢俱都已不見了，他想大概是搬到阿勒萊恩的一些房子裡去了。他在樹林間的一個組合房屋裡看到了海頓。

屋子裡面有一股軍隊看守所的味道，牆壁漆成黑色，高高的窗戶上釘著鐵條。房間兩邊都有警衛看守，他們看見史邁利十分恭敬，叫他長官。看來訊息已經傳開了。海頓穿一身斜紋藍布衣褲，身子在哆嗦，說感到頭暈。他好幾次因為流鼻血在床上躺下。他留了鬍子，顯然對於他能不能保有剃鬚刀有不同的意見。

“高興點，”史邁利說，“不久就會讓你走了。”

他在路上想到過普萊多、伊琳娜、捷克諜報網，他在走進海頓的房間時，甚至模糊地想到對社會的責任，他想，他總得代表正統思想的人狠狠地苛責他一頓。但是結果他卻感到羞怯，他覺得從來不瞭解海頓，現在為時已晚了。而且他對海頓的健康狀況也感到生氣，但是在他責怪警衛時，他們卻表示莫名其妙。他更生氣的是，他發現，他所堅持的加強戒備措施，過了第一天就鬆懈了。他要見訓練所的頭子克拉道克斯，但是卻找不到他，他的助手裝傻。

他們的第一次談話遲遲艾艾，不出俗套。

可不可以請史邁利把他的信從俱樂部轉到這裡來，告訴阿勒萊恩趕緊和卡拉談妥交易？他需要手紙擦鼻血。海頓解釋，他的流鼻血習慣和懺悔或痛苦無關，他說這是訊問的人問一些不屑回答的話所造成的反應，他們以為他一定知道卡拉過去吸收的另外一些人的名字，決心要在他走以前打聽出來。還有一種想法是，基督教會學院精英俱樂部的範沙維，除了替圓場物色人才之外，還替莫斯科中心物色人才。海頓解釋道：“真的，對這種笨蛋你有什麼辦法？”儘管他體弱，他還是讓人覺得他是這裡惟一頭腦清醒的人。他們在場地上一起散步，史邁利發現，周圍不再有人巡邏了，不論是晚上，還是白天，這叫他大吃一驚，感到毫無辦法。轉了一圈以後，海頓要求回到房間裡去，他挖開一塊地板，從下面掏出幾張寫滿了象形文字的紙來，讓史邁利想起了伊琳娜的日記。他盤腿坐在床上翻看，在昏暗的光線中，他長長的一綹捲髮幾乎垂到了紙上，這個樣子彷彿六十年代他在老總的辦公室中為了英國的光榮，正提出一個言之成理在實踐中卻行不通的建議。史邁利沒有記下什麼東西，因為他們互相都瞭解，談話是錄了音的。海頓的宣告一開始就是長篇的辯解，他後來只記得少數幾個片段：

“我們所生活的時代裡，基本問題是……

“美國不再有力量進行它自己的革命……

“大不列顛的政治地位在世界事務中沒有作用，也沒有道義力量……”

換一種環境，史邁利也許會同意他的許多論點，但是使他反感的是調子，而不是音樂本身。

“在資本主義的美國，對群眾的經濟壓迫已經根深蒂固，甚至列寧也無法預見。

“冷戰是一九一七年開始的，但最激烈的鬥爭還在後頭，因為美國的臨死掙扎使它在國外更加瘋狂……”

他沒有談到西方的衰落，但是卻談到由於貪婪和停滯所造成的死亡。他說，他痛恨美國，史邁利相信他這句話。海頓也理所當然地認為，特務工作是惟一真正可以衡量一個民族政治健康的東西，是它潛意識的真正表現。

最後，他談到自己的問題。他說，在牛津時代，他真的是右派，戰時，只要打德國人，你站在哪裡是無所謂的。他說一九四五年以後，他有一陣子對英國在世界的地位仍感到滿意，後來才逐漸明白英國的地位是何等微不足道。在他自己這一輩子所經歷的歷史動亂之中，他說不準究竟是哪個具體時機，他只知道，即使英國退出，情況也不會有任何改變。他常常想，要是考驗的時候來到，自己究竟站在哪一邊。他經過長期考慮之後，最後承認，如果兩個陣營之中總有一個要得勝的話，他寧可得勝的是東方。

“這完全可以說是一種美學上的考慮，”他抬起頭來解釋道，“當然有一半也是道義上的。”

“當然。”史邁利有禮貌地說。

他說，從那時開始，他只在等待時機，要把全副精力放在他信仰的一方。

這是第一天的收穫。海頓的嘴唇上掛著白沫，他又開始流鼻血了。他們約好第二天再談，還是原來時間。

“要是辦得到，比爾，最好能講得具體一些。”史邁利走的時候說。

“哦，我差一點忘了，告訴一下琴好不好？”海頓躺在床上，又在堵鼻子，“你怎麼說都行，只要把話說死。”他坐了起來，開了一張支票，放在一個棕色信封裡，“這是給她付牛奶錢的。”

他意識到史邁利對這項差使感到難辦，又說：“我不能帶她走，你說是不是？即使他們同意她去，她也會是個極大的累贅。”

那天晚上，史邁利按照海頓的叮囑，坐地鐵到肯特鎮，在一條沒有改建的小巷裡找到了一個小房子。一個穿著藍斜紋布褲、臉部扁平的金髮小姐來開了門，屋子裡有彩燈和嬰兒的氣味。他記不得在貝瓦特街有沒有見到過她，因此他開口說：“是比爾·海頓叫我來的。他很好，但他有信讓我帶來。”

“天呀，”那小姐輕聲說，“也該是時候了。”

客廳裡很髒。他從廚房門裡看到一大堆髒碗盤，他知道她是所有器皿都用完了以後才一起洗的。地板上沒有鋪地毯，但是畫了蛇、花、蟲的長條圖案令人眼花繚亂。

“這是比爾的米開朗基羅天花板，”她寒暄道，“只是他不會像米開朗基羅那樣悲痛。你是政府派來的嗎？”她點了一支香菸問，“他告訴我，他為政府工作。”她的手在哆嗦，眼圈發黃。

“首先，我得給你這個。”史邁利說，從上衣裡面口袋裡掏出信封來，把支票給她。

“麵包。”那小姐說，把信封放在旁邊。

“麵包。”史邁利說，對她回笑了一下，這時大概是他的表情，或者是他回答的聲音，讓她拿起信封撕開。裡面沒有信，只有支票，但支票已經夠了：即使從史邁利坐著的地方看去，他也可以看到是四位數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