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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揮情報員的人一定要把自己弄成一個傳奇人物。”史邁利開始道，說話的口氣好像是在訓練所給新招的學員上課。“他們這樣做，第一個目的是要使手下的情報員欽佩他們。而後他們會想在同事身上也這樣做，根據我個人的經驗，結果沒有不出洋相的。有少數的人甚至要在自己的身上也這樣試一下。這些人都是賣狗皮膏藥的，得馬上除掉，沒有別的辦法。”

但是傳奇人物還是有，卡拉就是其中之一。甚至他的年齡也是一個謎。很可能卡拉並不是他的真名。他的一生之中有好幾十年情況不明，也許永遠搞不清楚了，因為和他一起工作的人往往不是死了，就是緘口不言。

“有人說他的父親曾經在沙皇的特務機關待過，後來轉到了蘇聯秘密警察委員會。我認為這種說法未必可靠，但也有可能。還有人說，他曾在東方對抗日本佔領軍的裝甲列車上當過廚師助手。據說他是從伯格那裡學到他的本領的，甚至是他的得意弟子，這等於是說由……隨便說哪個偉大的作曲家，教他音樂。就我所知，他的職業生涯開始於一九三六年在西班牙的時候，因為至少這是有檔案可查的。他在佛朗哥一方偽裝成一個白俄新聞記者，收羅了一批德國情報員。這件工作非常複雜，由一個年輕人來擔任更是突出。接著他在一九四一年秋天擔任科涅夫手下的諜報官，在蘇聯反攻斯摩稜斯克戰役中出現。他的任務是指揮敵後游擊隊。他發現他的無線電報務員轉了向，向敵人傳送軍情。他又把他轉了過來，從此以後就搞起無線電來，從四面八方收情報。”

史邁利說，還有另外一個傳說：在耶爾尼亞，由於卡拉的捉弄，德軍向自己的前線開炮。

“在這兩次露面之間，”他繼續說，“在一九三六年和一九四一年之間，卡拉來過英國，我們估計他來了六個月。但是即使到今天我們仍不知道——那是說我本人不知道——他用的是什麼名字或什麼掩護。這並不是說傑拉德不知道。不過傑拉德不會告訴我們的，至少不會有意告訴我們的。”

史邁利以前從來沒有和吉勒姆這樣談過話。他是不喜歡跟人家說心裡話或者講長篇大論的。吉勒姆知道他儘管很愛面子，卻是個羞怯的人，不擅交際。

“一九四八年左右，在為國效勞了大半生以後，卡拉坐了一段時期的監牢，後來又流放到西伯利亞。這不是因為他本人有問題。他所屬的紅軍那個諜報單位正好遭到整肅，不再存在。”

史邁利繼續說，後來，在斯大林死後他復了職，便去了美國。這一點所以敢肯定，是因為在一九五五年夏天，他剛從加州飛到德里，印度當局就以移民手續不周的含糊其辭的罪名逮捕他。圓場後來傳說他與英國和美國的大叛國案有關。

史邁利瞭解到的情況卻更可靠：“卡拉又失寵了。莫斯科要他的命，我們當時認為也許能夠說服他倒戈過來。因此我坐飛機去德里。想跟他談一談。”

那個滿面倦怠的侍者俯身過來問他們吃得滿意不滿意，故事就中斷了一會兒。史邁利極其客氣地向他保證，一切都很好。

“我與卡拉會面的經過，”他繼續說，“是時勢促成的。五十年代中期莫斯科中心處於瓦解狀態。高階人員整批整批地不是被槍斃，就是被整肅，下級人員惶惶不可終日。第一個結果就是駐外人員大批叛逃。新加坡、內羅畢、斯德哥爾摩、堪培拉、華盛頓，到處都有，我也記不清哪些地方了，我們不斷地從常駐站收到這樣的人員，不是什麼大魚，不過是跑腿的、司機、密碼員、打字員。我們得有所表示——我想我們從來沒有想到過，這個行業的通貨膨脹是它自己造成的——我不久就成了個跑外務的推銷員，今天飛到一個國家的首都，明天飛到一個邊境小崗哨，有次甚至飛到海上的一艘船上，收納叛逃的俄國人。選種、排隊、談判條件、聽取彙報，最後加以處理。”

吉勒姆一直看著他，但即使在刺眼的霓虹燈光下，史邁利的表情除了略帶焦慮的專注外，仍聲色不露。

“對於那些可信的人，我們擬出了三種合約。如果對方能夠接觸的機密不多，我們就把他跟別國交換，然後就置於腦後了。當做存貨買下來的，你會這麼說，就像剝頭皮組今天所做的那樣。或者把人派回到俄國去——那是假定此人的叛逃還沒有被察覺。或者，要是他的運氣好，我們要了他，把他所知道的情況都弄清楚了，讓他在西方定居。一般都由倫敦作決定，不是我。但是記住這一點，那個時候卡拉，他又自稱格茨曼，不過是一個策反者而已。我剛才是倒敘他的經歷。我不想對你扭扭捏捏，但是你現在得記住這一點，不管我們之間談過了什麼，或者更重要的是沒有談到什麼，我到德里去時所知道的不過是——或者圓場裡的人所知道的不過是——有個自稱格茨曼的人，已為莫斯科中心的秘密諜報網頭子魯德涅夫和加州在中心指揮下的一個組織建立了無線電的聯絡，那個組織過去由於缺乏通訊工具一直閒置著。所知道的就是這一些。格茨曼越過加拿大邊境偷運一臺發報機進來，在舊金山潛伏了三個星期，訓練新的收發人員。這不過是個假定，不過有一大堆試發的電報可以作為證據。”

史邁利解釋，莫斯科和加州之間的試報用的是普通密碼：“後來有一天莫斯科發來一個直接的命令——”

“仍用普通密碼？”

“正是這樣。問題正是在這裡。由於魯德涅夫的密碼員一時失察，我們搶先了一步，破譯了他們的密碼，我們就是這樣得到情報的。命令內容是要格茨曼立即離開舊金山到德里去見塔斯社記者，那人是個物色人才的，他碰到了一個很有潛力的中國人，需要馬上有人指導他怎麼辦。至於他們為什麼要把他老遠從舊金山派到德里，為什麼別人不行，非要卡拉不可，那是留待以後再講的另一個故事。惟一具體的一點是，格茨曼在德里見到了那個塔斯社記者，那個記者給他一張飛機票，叫他直接回莫斯科。不要提出問題。那個命令是魯德涅夫直接發來的。籤的是魯德涅夫的工作化名。即使用俄國的標準來衡量，這件事也辦得很粗糙。”

塔斯社記者馬上溜了，把格茨曼扔在人行道上，這使他心中狐疑不定，當時離起飛時間還有二十四小時。

“他站在那裡沒有多久，印度當局就應我們的要求把他逮捕了，送到德里監獄。我記得我們答應印度人把得到的情報結果分一份給他們。我想條件就是這個，”他說，就像有的人會暫時喪失記憶一樣，他突然沉默不語，心不在焉地看著霧氣瀰漫的屋子那頭，“也可能是我們說過，我們用完他以後就把他交給他們。唉，我怎麼想不起來了？”

“那沒有關係。”吉勒姆說。

“我要說的是，卡拉一輩子中總算有一次被圓場搶在前頭。”史邁利又說下去，他喝了一口酒，做了一個苦臉。“他當時不知道，他剛剛在舊金山建立的諜報網，就在他動身前往德里那一天，被破獲得一乾二淨了。原來老總從破譯員那裡獲得情報後，就馬上和美國人做了交易，要他們放過格茨曼，交換條件是把魯德涅夫在加州的諜報網交給他們處理。格茨曼飛到德里時，並不知道這個情況，甚至在我到德里監牢向他兜售——就像老總所說的那樣——保險單時，他也還不知道。他的選擇是很簡單的。在當時情況下，毫無疑問的，格茨曼的腦袋已經放在莫斯科的砧板上了。魯德涅夫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搶在前面告發他把舊金山的諜報網給洩露了。這件事在美國報上轟動一時，莫斯科對這樣張揚很不高興。我帶了美國報上刊載的逮捕蘇聯間諜的照片，甚至還有繳獲卡拉進口的收發報機和他在走之前藏起來的訊號計劃的照片。你知道，事情鬧到報上去，我們不管是誰，都是很惱火的。”

對此，吉勒姆是知道的。他不禁想起了他那天晚上交給孟德爾的作證計劃檔案。

“總之，卡拉成了俗話所說的冷戰孤兒。他原來是出國去完成一項任務。這項任務被破獲了，他卻無家可歸——家裡比國外更加險惡。我們沒有長期逮捕權，因此要由卡拉自己提出要求我們保護。我這一輩子從來沒有遇到過比這更明白的叛逃理由了。我只要能使他相信舊金山諜報網被破獲就行了——從我的公文包中，掏出照片和新聞的剪報來給他瞧——和他稍微說兩句魯德涅夫老兄在莫斯科搞的惡意陰謀，然後把結果打電報給沙拉特那些過度疲勞的審訊員，如果運氣好的話，週末就可以回倫敦了。我甚至想去訂莎德勒·威爾斯劇院的票。那一年是安恩看芭蕾舞入迷的一年。”

是啊，吉勒姆也聽說了，一個二十歲的威爾士太陽神，那一個戲劇季裡成就非凡的天才，在倫敦風靡已有好幾個月。

史邁利又接下去說：“牢裡熱得要命。牢房中間有一張小鐵桌，用鐵環拴在牆上。他們把他雙手銬著帶了進來，這是完全沒有必要的，因為他這人很瘦小。我要他們鬆了他的手銬，他們鬆了以後，他把手放在桌上，看著自己的手慢慢恢復了血色。這一定很痛苦，但是他沒有說話。他在那裡已有一個星期了，穿的是一件棉布襯衫，紅色的。我不知紅色是什麼意思，大概是囚衣。”他喝了一口酒，又做了一個苦臉，隨著回憶的再次浮現，他的苦臉又慢慢消失了。

“他給我的第一眼印象不深。我很難相信在我前面的這個小個子，就是我們從伊琳娜信中所瞭解到的那個詭計多端的大師。我想這大概也是因為在過去幾個月裡遇到過很多次相似的事件，由於長途旅行的勞累，由於——唔，由於家裡的事，神經末梢大大地遲鈍了。”

吉勒姆自從與他相識以來，這是第一次聽到史邁利談話中最直接承認安恩不貞的話。

“不知什麼緣故，這令人很難過。”他的眼睛仍舊張開著，但是眼光凝視在一個內在的世界上。他的眉頭和雙頰的面板好像由於苦苦思索過去的記憶而拉得很平，但是沒有什麼東西能夠瞞過吉勒姆，能夠讓他不注意這惟一一句承認的話所引起的孤寂感。“我有個理論，不過我認為這個理論有些不道德。”史邁利繼續說，不過比剛才輕鬆一些了。“我們每個人只有一定量的憐憫心。如果見到一隻無家可歸的野貓就濫施憐憫，我們就永遠辦不成大事。你覺得對不對？”

“卡拉的外貌怎麼樣？”吉勒姆把他的問題當做是不需答覆的，自己另外提了一個問題。

“很慈祥。樸實、慈祥。很像一個神父，在義大利小鎮上常常遇到的那種身材矮小、貌不驚人的神父。又瘦又小，滿頭銀髮，目光炯炯，一臉皺紋。也像一個校長，不管怎麼說都是很堅強，在他自己的經歷範圍以內，可以說很精明，但仍格局不大。除了他的眼光從我們談話一開始就直愣愣地盯著我以外，沒有給我留下別的初步印象。不過這算不上是談話，因為他一言不發。他從頭到尾沒有說過一句話，一聲也不吭。而且牢房裡熱得發臭，我又累得要命。”

史邁利開始吃東西，與其說是有胃口，不如說是為了做樣子，他勉強地吃了幾口以後，又喃喃自語地說下去：“你不吃，廚子會不高興的。老實說，我對格茨曼有一點成見。我們大家都有成見，我的成見就是針對搞無線電的。根據我的經驗，搞無線電的都很討厭，搞外勤的都不行，他們過分緊張，要他們真正幹一些事情，往往靠不住，非常丟人。在我看來，格茨曼就是這樣的一個人。也許我這是尋找藉口，因為我對他的偵察工作做得不夠，”——他猶豫地說——“不夠小心、不夠謹慎，現在回顧起來，這是不對的。”他突然堅決起來，“不過，我想我不需要再找什麼藉口了。”

吉勒姆這時感受到一陣異常的憤怒，那是從史邁利蒼白嘴唇上的慘淡笑容傳染給他的。“去他媽的。”史邁利喃喃自語。

吉勒姆困惑地等待他繼續說下去。

“我也記得，當時覺得關了七天監牢似乎在他身上打下了烙印。他的面板泛出灰白色，身上並未流汗。我卻汗流如注。我提出了我的建議，那一年我已經提出過好幾十次了。不過他可以放心，不會把他送回俄國去當我們的情報員。‘決定權在你手裡。這是你自己的事，不是別人的事。你如果到西方來，我們在合理範圍內會給你過體面舒適的生活。我們希望你與我們的訊問合作，問過了以後，我們就幫助你隱姓埋名，到一個陌生的地方去，給你一筆錢。否則你就回國去，我想他們會把你槍斃，或者送你到集中營。上個月他們把貝科夫、舒爾、穆拉諾夫都送進去了。你為什麼不告訴我們你的真實姓名呢？’說了這樣的一些話以後，我就往後一靠，坐在那裡，抹掉臉上的汗珠，等待他說‘好吧，謝謝你’。但是他什麼也沒有說。他就是呆呆地坐在那兒，他的頭頂上有一架不會轉動的大電扇，使他顯得個子更小了，他褐色有笑意的眼睛看著我。雙手伸在前面，全是老繭。我記得當時想問問他到底在哪裡幹過這麼多體力勞動。他這麼把手伸出來放在桌上，手心朝上，手指有點彎曲，好像仍戴著手銬一樣。”

侍者看到史邁利那個姿勢以為他要什麼東西，便走了過來，史邁利又對他說一切都很好，酒更是特別好，他不知道他們是從哪裡買來的，於是那個侍者就帶著笑容走開，心裡暗暗好笑，把抹布在隔壁桌上拍彈了一下。

“我想就是在這個時候，我開始有了一種特別的不安感覺。氣溫實在叫我受不了。臭氣熏天，我記得可以聽到自己的汗珠一滴一滴掉在鐵桌上的啪嗒聲。不僅僅是他的沉默，甚至他身體木然不動，也開始叫我忍受不了。有的叛逃者要經過一定時間才肯開口，這個我是知道的。要費很大的勁兒，才能使一個一向受到保密訓練，甚至對最親密要好的朋友也不吐露秘密的人，開口向敵人吐露秘密。我也想到，監獄當局也許認為，為了對我表示禮貌，在把他帶來見我以前要先收拾他一頓。他們叫我放心，他們沒有收拾他，但是這誰也說不準。因此我一開始以為他的沉默是由於受到了驚嚇。但是他一動也不動，緊張、出神的一動也不動的神情，卻是另外一回事。特別是我自己心裡心潮起伏，像翻了鍋一樣：安恩、我自己的心跳、炎熱和旅途勞頓所造成的影響……”

“我可以理解。”吉勒姆輕輕地說。

“你可以理解嗎？一個人的坐姿是最富有表情的，隨便哪個演員都會告訴你。每個人的坐姿視各人的心情而異。有的人攤手攤腳，像拳擊手在休息，有的人坐立不安，有的人側著一半屁股，有的人一會兒蹺腿，一會兒又放下腿，失去了耐心，失去了韌性。但是格茨曼卻一點也沒有這樣。他的姿勢是永遠不變的，小小的身軀像海岬上的岩石一樣，他可以整天那樣坐著，巋然不動。而我——”史邁利尷尬地、難為情地笑了一聲，又喝一口酒，不過這酒並不比剛才好喝些。“而我卻希望手頭有什麼東西放在我前面，檔案、書、報告，什麼都行。我覺得我是個安定不下來的人：忙忙碌碌、心神不定。至少我當時是那樣想的。我覺得我缺少泰然自若的氣度，也可以說缺少哲學家的氣度。我沒有想到自己的工作壓力是那麼重，我到現在才明白。可是在那臭氣熏天的牢房裡，我真的感到委屈。我覺得這場冷戰的全部重擔都落到我的肩膀上來了。當然，這完全是胡說八道。我不過是疲勞過度，感到不大舒服而已。”他又喝一口酒。

“我告訴你，”他堅持說，又對自己生起氣來，“沒有人有義務為我做的事道歉。”

“你做了什麼啦？”吉勒姆笑一聲道。

“反正不管怎麼樣，出現了冷場，”史邁利接著說下去，不理這個問題，“很難說是格茨曼造成的，因為他反正什麼都沒有說；那麼，也不是我造成的。我已經說了我該說的話，我給他看了照片，不過他沒反應——也許應該說，他似乎是願意相信我說的舊金山諜報網已遭破獲了。接著我又把這一點那一點重複說了一遍，每次略有不同，最後我把話說完了。坐在那裡像一頭豬似的汗水直流。隨便哪個笨蛋都知道，如果發生了那樣的事，你應該馬上站起來就走人，嘴上說些‘願不願意接受，悉聽尊便。明天早上再見’等等這類的話，或者‘你現在下去吧，給你一小時的考慮時間’。”

“結果卻是，我也不知道為什麼竟說起安恩來了。”他沒有讓吉勒姆有時間輕聲驚歎一聲就接著說下去。“哦，可不是我的安恩，沒有那麼直說。是他的安恩。我猜想他也有一個的。毫無疑問，我一定是糊里糊塗地，心裡暗問自己，在這樣的情況下，一般人想的是什麼呢？我如果處在這種情況，想的是什麼呢？我的心裡出現了一個主觀的答案：他的女人。這叫以己度人還是設身處地？我不喜歡這種說法，不過我想其中有一個是適用的。我把自己的處境與他交換了一下，關鍵的一點就在這裡。我現在才明白，我當時等於是開始對我自己進行訊問，他根本沒有開腔，你能想像得到嗎？不錯，我當時採取這個辦法，是有一些外在跡象作為依據的。他看上去像個有家室的人，他看上去像個有妻子的人，他看上去不像一輩子過光棍生活的。還有他的護照，上面寫著：格茨曼，已婚。我們幹這一行的都有這個習慣，就是至少在這些方面把我們的掩護身份說得和實際情況近乎一致。”他又陷入片刻的沉思之中。“我以前常常是那樣想的。我甚至向老總提出，應該認真重視對手的掩護身份。一個人的身份越多，這些身份所要掩蓋的人物的真正身份就暴露得越多。五十歲的人把年齡減去五歲，已婚的自稱未婚，沒有子女的說自己有兩個小孩……或者是，訊問者把自己設身處地擺在不肯開口的人的地位。很少人在編造故事的時候能夠壓抑表達自己愛好的衝動。”

他又岔開了，吉勒姆耐心地等他言歸正傳。史邁利固然可能一心在想卡拉，吉勒姆一心想的可是史邁利。當時不論史邁利到哪裡去，他都會跟著他去，寸步不離，留在他的身邊，聽他把故事講完。

“我也從美國人的觀察報告中知道格茨曼煙不離手，抽的是駱駝牌。我叫人去買幾包來——美國人是說‘包’吧？——我還記得把錢給獄警的時候有一種非常奇怪的感覺。你瞧，我有這樣的印象，格茨曼認為我把錢交給那個印度人是有象徵性的。那時我身上繫了一條貼身錢帶。我得摸半天才能從一疊鈔票中數出一張來。格茨曼的眼光使我感到是個第五流的帝國主義壓迫者。”他微笑了一下，“我當然不是。也許比爾是。還有潘西。可我不是。”他把侍者叫來，目的是把他打發掉：“可以給我們一些水嗎？一壺水，兩個杯子？謝謝你。”他又把故事說下去。“這樣，我就問起他關於格茨曼太太的事來。”

“我問他：她在哪裡？這個問題我真希望在安恩那裡有答案。他沒有回答，但眼光毫不動搖。他兩旁都站著一個獄警，和他相比，他們的眼睛顏色淡多了，我說，她一定另有新歡了，因為沒有別的路。他沒有朋友可以照顧她嗎？也許我們能夠找到什麼辦法與她秘密聯絡？我向他說明，他回莫斯科對她沒有什麼好處。我聽著自己說下去，無法停住。也許我並不想停住。我真的想與安恩分手，我覺得時候已經到了。我告訴他，回去是徒勞無益的，對他妻子沒有實際好處，不管對什麼人都是如此，而且甚至相反。她會受到大家的排斥，最多他們只會讓他在槍斃以前見她一眼。另一方面，如果他投到我們這邊來，我們可能用人與她交換，你知道我們那時存貨很多，有些準備交換回俄國，至於為什麼把這些存貨都用在這個目的上，我也不明白。我對他說，她一定想知道他一切都好，在西方很安全，而且自己也很有可能與他團聚，她不願意被槍斃，或者送到西伯利亞去餓死。我真的在她身上大做文章，因為他的眼光鼓勵我。我十分有把握，認為自己已經打動了他，找到他盔甲上的漏洞。但是事實上當然是我讓他看到了我自己盔甲上的漏洞。我提到西伯利亞的時候，碰到了他的痛處。這一點我是可以感覺出來的，好像我自己咽喉塞住了一樣，我可以感到格茨曼一陣作嘔，哆嗦了一下。當然，我碰到了他的痛處，”史邁利苦笑道，“因為他不久以前還在那裡關過。最後，獄警把香菸買來了，一大堆香菸，砰地扔在鐵桌子上。我把找回來的錢數清以後，賞了他小費，這樣做時又看到了格茨曼眼光裡的神情。我覺得我看到了他嘲笑的神情，但是說實話，我無法弄清楚。我注意到那獄警不要我的小費，他大概不喜歡英國人。我開啟一包，給格茨曼一根菸。我說：‘抽吧，你是煙癮很大的人，大家都知道。這是你最喜歡抽的牌子。’我的聲音有些不自然，很笨，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格茨曼卻站了起來，有禮貌地向獄警表示他要回到他的牢房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