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方風雨 (第2/4頁)

提到飲食，武漢並沒有什麼特殊的東西。除了珍珠丸子一類的幾種蒸菜而外，烹調的風格都近似江蘇館子的—什麼菜都加點燴粉與糖，既不特別的好吃，也不太難吃。至於燒賣裡面放糯米，真是與北方老粗故意為難了！

五 寫鼓詞

當我還在濟南的時候，因時局的緊張，與宣傳的重要，我已經想利用民間的文藝形式。我曾隨著熱心宣傳抗戰的青年們去看白雲鵬與張小軒兩先生，討論鼓書的作法。

在漢口，我遇見了富少舫（山藥旦）先生，董蓮枝女士，和她的丈夫鄭先生。這三位，都能讀書寫字，他們的愛國心也自然比一般的藝員更豐富。他們的眼睛不完全看著生意。只要有人供給他們新詞兒，他們就肯下工夫去琢磨腔調，去背誦，去演唱，即使因此而影響到生意（都市中有閒的人們，既不喜新詞兒，又不喜接受宣傳），他們也不管。他們以為能在生意之外，多盡些宣傳的責任，是他們的光榮。

和他們認識之後，我便開始寫鼓詞。

這時候，馮先生正請幾位畫家給畫大張的抗戰宣傳畫，以便放在街上，照著“拉大片”—一名西湖景—的辦法，教民眾們看。這需要一些韻語，去說明圖畫，我也就照著“看了一篇又一篇，十冬臘月好冷天”的套子，給每張作一首歌兒。

在戰爭中，大炮有用，刺刀也有用，同樣的，在抗戰中，寫小說戲劇有用，寫鼓詞小曲也有用。我的筆須是炮，也須是刺刀。我不管什麼是大手筆，什麼是小手筆；只要是有實際的功用與效果的，我就肯去學習，去試作。我以為，在抗戰中，我不僅應當是個作者，也應當是個最關心戰爭的國民；我是個國民，我就該盡力於抗敵；我不會放槍，好，讓我用筆代替槍吧。既願以筆代槍，那就寫什麼都好；我不應因寫了鼓詞與小曲而覺得有失身分。

在馮先生那裡，還來了三位避難的唱河南墜子的。他們都是男人，都會拉會唱。他們都是在河南鄉間的集市上唱書的，所以他們需要長的歌詞，一段至少也得夠唱半天的。我向他們領教了墜子的句法，就開始寫一大段抗戰的故事，一共寫了三千多句。他們都是河南人，所以在他們的書詞裡有好多好多河南土語。他們的用韻也以鄉音為準，譬如“叔”可以押“樓”，因為他們的“叔”讀如北平的“熟”。我是北平人，只會用北平的俗語；於是，我雖力求通俗，可是有許多用語與詞彙不是他們所能瞭解的。由這點經驗，我曉得了通俗文藝若失去它的地方性，無論在言語上，還是在趣味上，它就必定也失去它的活躍與感動力。因此，我覺得民間的精神食糧，應當用一個地方的言語寫下來，而後由各地方去翻譯成各地方的土語；它的故事與趣味也照各地方的所需，酌量增減改動，才能儲存它的文藝性。反之，若僅用死板的，沒有生氣的官話寫出，則儘管各地方的人可以勉強聽懂，也不會有多大的感動力量。

這三千多句長的一段韻文，可惜，已找不到了底稿。可是，我確知道那三位唱墜子的先生已把它背誦得飛熟，並且上了弦板。說不定，他們會真在民間去唱過呢—他們在武漢危急的時候，返回了故鄉。

六 組織“文協”

文人們彷彿忽然集合到武漢。我天天可以遇到新的文友。我一向住在北方，又不愛到上海去，所以我認識的文藝界的朋友並不很多，戲劇界的名家，我簡直一個也不熟識。現在，我有機會和他們見面了。

郭沫若，茅盾，胡風，馮乃超，艾蕪，魯彥，郁達夫，諸位先生，都遇到了。此外，還遇到戲劇界的陽翰笙，宋之的諸位先生，和好多位名導演與名藝員。

朋友們見面，不約而同的都想組織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以便團結到一處，共同努力於抗敵的文藝。我不是好事喜動的人，可是大家既約我參加，我也不便辭謝。於是，我就參加了籌備工作。

籌備得相當的快。到轉過年三月二十七日成立大會便開成了。文人，在平日似乎有點吊兒郎當，趕到遇到要事正事，他們會幹得很起勁，很緊張。文藝協會的籌備期間並沒有一個錢，可是大家肯掏腰包，肯跑路，肯車馬自備。就憑著這一點齊心努力的精神，大家把會開成，而且開得很體面。

這是，一點也不誇大，歷史上少見的一件事。誰曾見過幾百位寫家坐在一處，沒有一點成見與隔膜，而都想攜起手來，立定了腳步，集中了力量，勇敢的，親熱的，一心一德的，成為筆的鐵軍呢？

大會是在商會里開的，連寫家帶來賓到了七八百人。主席是邵力子先生。這位老先生是“文協”首次大會的主席，也是後來歷屆年會的主席。上午在商會開會。中午在普海春聚餐；飯後即在普海春繼續開會，討論會章並選舉理事。真熱鬧，也真熱烈。有的人登在凳子上宣傳大會的宣言，有的人朗讀致外國作家的英文與法文信。可是警報器響了，空襲！誰也沒有動，還照舊的開會。普海春不在租界，我們不管。一個炸彈就可以打死大一半的中國作家，我們不管。

緊急警報！我們還是不動。高射炮響了。聽到了敵機的聲音。我們還繼續開會。投彈了。二十七架敵機，炸漢陽。

解除警報，我們正在選舉。五點多鐘散會，可是被推為檢票—我也是一個—及監票的，還須繼續工作。我們一直幹到深夜。選舉的結果，正是大家所期望的—不分黨派，不管對文藝的主張如何，而只管團結與抗戰。就我所記得的，邵力子，郭沫若，茅盾，胡風，馮乃超，郁達夫，姚蓬子，樓適夷，王平陵，陳西瀅，張恨水，老向，諸位先生都當選。只就這幾位說，就可以看出他們代表的方面有多麼廣，而絕對沒有一點誰要包辦與把持的痕跡。

第一次理事會是在馮先生那裡開的。會里沒有錢，無法預備茶飯，所以大家硬派馮先生請客。馮先生非常的高興，給大家預備了頂豐富，頂實惠的飲食。理事都到會，沒有請假的。開會的時候，張善子畫師“聞風而至”，願作會員。大家告訴他：“這是文藝界協會，不是美術協會。”可是，他卻另有個解釋：“文藝就是文與藝術。”雖然這是個曲解，大家可不再好意思拒絕他，他就作了“文協”的會員。

後來，善子先生給我畫了一張頂精緻的扇面—秋山上立著一隻工筆的黑虎。為這個扇面，我特意過江到榮寶齋，花了五元錢，配了一副扇骨。榮寶齋的人們也承認那是傑作。那一面，我求豐子愷給寫了字。可惜，第一次拿出去，便丟失在洋車上，使我心中難過了好幾天。

我被推舉為常務理事，並須擔任總務組組長。我願作常務理事，而力辭總務組組長。“文協”的組織裡，沒有會長或理事長。在擬定章程的時候，大家願意教它顯出點民主的精神，所以只規定了常務理事分擔各組組長，而不願有個總頭目。因此，總務組組長，事實上，就是對外的代表，和理事長差不多。我不願負起這個重任。我知道自己在文藝界的資望既不夠，而且沒有辦事的能力。

可是，大家無論如何不准我推辭，甚至有人宣告，假若我辭總務，他們也就不幹了。為怕弄成僵局，我只好點了頭。

七 抗戰文藝

這一來不要緊，我可就年年的連任，整整作了七年。

上長沙或別處的計劃，連想也不再想了。“文協”的事務把我困在了武漢。

“文協”的“打炮”工作是刊行會刊。這又作得很快。大家湊了點錢，湊了點文章，就在五月四日發刊了《抗戰文藝》。這個日子選得好。“五四”是新文藝的生日，現在又變成了《抗戰文藝》的生日。新文藝假若是社會革命的武器，現在它變成了民族革命抵禦侵略的武器。

《抗戰文藝》最初是三日刊。不行，這太緊促。於是，出到五期就改了週刊。最熱心的是姚蓬子，適夷，孔羅蓀，與錫金幾位先生，他們晝夜的為它操作，奔忙。

會刊雖不很大，它卻給文藝刊物開了個新紀元—它是全國寫家的，而不是一個人或幾個人的。積極的，它要在抗戰的大前提下，容納全體會員的作品，成為“文協”的一面鮮明的旗幟。消極的，它要儘量避免像戰前刊物上一些彼此的口角與近乎惡意的批評。它要穩健，又要活潑；它要集思廣益，還要不失了抗戰的，一定的目標；它要抱定了抗戰宣傳的目的，還要維持住相當高的文藝水準。這不大容易作到。可是，它自始至終，沒有改變了它的本來面目。始終沒有一篇專為發洩自己感情，而不顧及大體的文章。

在武漢撤退的時候，有一部分會員，仍停留在那裡。他們—像馮乃超和孔羅蓀幾位先生—決定非至萬不得已的時候不離開武漢。於是，在會刊編輯部西去重慶的期間，就由這幾位先生編刊武漢特刊。特刊一共出了四期，末一期出版已是十月十五日—武漢是二十五日失守的。連同這四期特刊，《抗戰文藝》在武漢一共出了二十期。自十七期起，即在重慶復刊。這個變動的痕跡是可以由紙張上看出來的：前十六期及特刊四期都是用白報紙印的，自第十七期起，可就換用土紙了。

重慶的印刷條件不及武漢那麼良好，紙張—雖然是土紙—也極缺乏。因此，在“文協”的週年紀念日起，會刊由週刊改為半月刊。後來，又改成了月刊。就是在改為月刊之後，它還有時候脫期。會中經費支絀與印刷太不方便是使它脫期的兩個重要原因。但是，無論怎麼困難，它始終沒有停刊。它是“文協”的旗幟，會員們決不允許它倒了下去。在武漢的時候，它可以銷到七八千份。假若武漢不失守，它一定可以增銷到萬份以上。銷得多就不會賠錢，也自然可以解決了許多困難。可是，武漢失守了，會刊在渝復刊後，只能行銷於重慶，昆明，貴陽，成都幾個大都市，連洛陽，西安，蘭州都到不了。於是，每期只能印五千份，求收支相抵已自不易，更說不到賺錢了。

到了日本投降時，會刊出到了七十期。“文協”呢，由文藝界抗敵協會改名為文藝協會，《抗戰文藝》也自然須告一結束，於是編輯者決定再出一小冊作為終卷；以後就須出文藝協會的新會刊了。

在香港，昆明，和成都的“文協”分會，也都出過刊物，可是都因人才的缺乏與經費的困難，時出時停。最值得一提的是香港分會曾經出過幾期外文的刊物，向國外介紹中國的抗戰文藝。這是頭一個向國外作宣傳的文藝刊物，可惜因經費不足而夭折了，直到抗戰勝利，也並沒有繼承它的。

我不憚繁瑣的這麼敘述“文協”會刊的歷史，因為它實在是一部值得重視的文獻。它不單刊露了戰時的文藝創作，也發表了戰時文藝的一切意見與討論，並且報告了許多文藝者的活動。它是文，也是史。它將成為將來文學史上的一些最重要的資料。同時它也表現了一些特殊的精神，使讀者看到作家們是怎樣的在抗戰中團結到一起，始終不懈的打著他們的大旗，向暴敵進攻。

在忙著辦會刊而外，我們幾乎每個星期都有座談會聯誼會。那真是快活的日子。多少相識與不相識的同道都成了朋友，在一塊兒討論抗戰文藝的許多問題。開茶會呢，大家各自掏各自的茶資；會中窮得連“清茶恭候”也作不到呀。會後，剛剛得到了稿費的人，總是自動的請客，去喝酒，去吃便宜的飯食。在會所，在公園，在美的咖啡館，在友人家裡，在旅館中，我們都開過會。假若遇到夜間空襲，我們便滅了燈，摸著黑兒談下去。

這時候大家所談的差不多集中在兩個問題上：一個是如何教文藝下鄉與入伍，一個是怎麼使文藝效勞於抗戰。前者是使大家開始注意到民間通俗文藝的原因；後者是在使大家於詩，小說，戲劇而外，更注意到朗誦詩，街頭劇，及報告文學等新體裁。

但是，這種文藝通俗運動的結果，與其說是文藝真深入了民間與軍隊，倒不如說是文藝本身得到新的力量，並且產生了新的風格。文藝工作者只能負討論，試作，與倡導的責任，而無法自己把作品送到民間與軍隊中去。這需要很大的經費與政治力量，而文藝家自己既找不到經費，又沒有政治力量。這樣，文藝家想到民間去，軍隊中去，都無從找到道路，也就只好寫出民眾讀物，在報紙上刊物上發表發表而已。這是很可惜，與無可如何的事。

雖然我的一篇《抗戰一年》鼓詞，在“七七”週年紀念日，散發了一萬多份；雖然何容與老向先生編的《抗到底》是專登載通俗文藝作品的刊物；雖然有人試將新寫的通俗文藝也用木板刻出，好和《孟姜女》與《嘆五更》什麼的放在一處去賣；雖然不久教育部也設立了通俗讀物編刊處；可是這個運動，在實施方面，總是枝枝節節沒有風起雲湧的現象。我知道，這些作品始終沒有能到鄉間與軍隊中去—誰出大量的金錢，一印就印五百萬份？誰給它們運走？和準否大量的印，準否送到軍民中間去？都沒有解決。沒有政治力量在它的後邊，它只能成為一種文藝運動，一種沒有什麼實效的運動而已。

會員郁達夫與盛成先生到前線去慰勞軍隊。歸來，他們報告給大家：前線上連報紙都看不到，不要說文藝書籍了。士兵們無可如何，只好到老百姓家裡去借《三國演義》，與《施公案》一類的閒書。聽到了這個，大家更願意馬上寫出一些通俗的讀物，先印一二百萬份送到前線去。我們確是願意寫，可是印刷的經費，與輸送的辦法呢？沒有人能回答。於是，大家只好乾著急，而想不出辦法來。

八 入川

在武漢，我們都不大知道怕空襲。遇到夜襲，我們必定“登高一望”。探照燈把黑暗劃開，幾條銀光在天上尋找。找到了，它們交叉在一處，照住那銀亮的，幾乎是透明的敵機。而後，紅的黃的曳光彈打上去，高射炮緊跟著開了火。有聲有色，真是壯觀。

四月二十九與五月三十一日的兩次大空戰，我們都在高處看望。看著敵機被我機打傷，曳著黑煙逃竄，走著走著，一團紅光，敵機打幾個翻身，落了下去；有多麼興奮，痛快呀！一架敵機差不多就在我們的頭上，被我們兩架驅逐機截住，它就好像要孵窩的母雞似的，有人捉它，它就爬下不動那樣，老老實實的被擊落。

可是，一進七月，空襲更兇了，而且沒有了空戰。在我的住處，有一個地洞，橫著豎著，上下與四壁都用木柱密密的撐住，頂上堆著沙包。有一天，也就是下午兩三點鐘吧，空襲，我們入了這個地洞。敵機到了。一陣風，我們聽到了飛沙走石；緊跟著，我們的洞就像一隻小盒子被個巨人提起來，緊緊的亂搖似的，使我們眩暈。離洞有三丈吧，落了顆五百磅的炸彈，碎片打過來，把院中的一口大水缸打得粉碎。我們門外的一排貧民住房都被打垮，馬路上還有兩個大的彈坑。

我們沒被打死，可是知道害怕了。再有空襲，我們就跑過鐵路，到野地的荒草中藏起去。天熱，草厚，沒有風，等空襲解除了，我的襪子都被汗溼透。

不久，馮先生把我們送到漢口去。武昌已經被炸得不像樣子了。千家街的福音堂中了兩次彈。蛇山的山坡與山腳死了許多人。

因為我是“文協”的總務主任，我想非到萬不得已不離開漢口。我們還時常在友人家裡開晚會，十回倒有八回遇上空襲，我們煮一壺茶，滅去燈光，在黑暗中一直談到空襲解除。邵先生勸我們快走，他的理由是：“到了最緊急的時候，你們恐怕就弄不到船位，想走也走不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