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外雜談 (第1/2頁)

編輯部來信約寫《域外隨筆》，一時不知從何寫起。就像《紅樓夢》上說的，咱也不是到國外打過反叛、擒過賊首的，咱不過在外面當了幾年窮學生罷了。所以就談談在外面的衣食住行吧。

初到美國時，看到樓房很高，汽車很多，大街上各種各樣的人都有。於是一輩子沒想過的問題湧上了心頭：咱們出門去，穿點什麼好呢？剛到美國那一個月，不管是上課還是見導師，都是盛裝前往。過了一段時間，自己也覺得不自然。上課時，那一屋子人個個衣著隨便，有穿大褲衩的，有穿Ｔ恤衫的，還有些孩子嫌不夠風涼，在汗衫上用剪子開了些口子。其中有個人穿得嚴肅一點，準是教授。偶爾也有個把比教授還衣著筆挺的，準是日本來的。日本人那種西裝革履也是一種風格，但必須和五短身材、近視眼鏡配起來才順眼。咱們要裝日本人，第一是一米五的身高裝不出來，第二咱們為什麼要裝他們。所以後來衣著就隨便了。

在美國，有些場合衣著是不能隨便的，比方說校慶和感恩節ｐａｒｔｙ。這時候穿民族服裝最體面，阿拉伯和非洲國家的男同學寬袍大袖，看了叫人肅然起敬。印度和孟加拉的女同學穿五彩靚麗，個個花枝招展。中國來的女同學身材好的穿上旗袍，也的確好看。男的就不知穿什麼好了。這時我想起過去穿過的藍布制服來，後悔怎麼沒帶幾件到美國來。

後來牛津大學轉來一個印度人，見了這位印度師兄，才知道什麼叫做衣著筆挺。他身高有兩米左右，總是打個纏頭，身著近似中山服的直領制服，不管到哪兒，總是拿了東西，邊走邊吃，旁若無人。系裡的美國女同學都說他很ｓｅｘｙ（性感）。有一回上著半節課，忽聽身後一聲巨響。回頭一看，原來是他把個蘋果一口咬掉了一半。見到大家都看他，他就舉起半個蘋果說：Ｍａｙ　Ｉ（可以嗎）？看的人倒覺得不好意思了。

衣著方面，我也有過成功的經驗。有年冬天外面下雪，我怕冷，頭上戴了羊剪絨的帽子，身穿軍用雨衣式的短大衣，蹬上大皮靴跑出去。路上的人都用敬畏的眼光看我。走到銀行，居然有個女士為我推了一下門。到學校時，有個認識的華人教授對我說：Ｍｒ．王，威風凜凜呀。我趕緊找鏡子一照，發現自己一半像巴頓將軍，一半像哥薩克騎兵。但是後來不敢這麼穿了，因為路上有個停車場，看門的老跟我歪纏，要拿他那頂皺巴巴的毛線帽換我的帽子。

我這麼個大男子漢，居然談起衣著來了，當然是有原因的。

衣著涉及我一件痛心的體驗。有一年夏天，手頭有些錢，我們兩口子就跑到歐洲去玩，從南歐轉北歐，轉到德國海德堡街頭，清晨在一個噴水池邊遇到國內來的一個什麼團。他鄉遇故知，心裡挺彆扭。那些同志有十幾個人，紮成一個堆，右手牢牢抓住自己的皮箱，正在東張西望，身上倒個個是一身新，一看就是發了置裝費的，但是很難看。首先，那麼一大疙瘩人，都穿一模一樣的深棕色西服，這種情形少見。其次，褲子都太肥，褲襠將及膝蓋。只有一位翻譯小姐沒穿那種褲子，但是腿上的襪子又皺皺巴巴，好像得了面板病。再說，納粹早被前蘇聯紅軍消滅了，大夥別那麼緊張嘛。德國人又是笑人在肚子裡笑的那種人，見了咱們，個個面露蒙娜麗莎式的神秘微笑。我見了氣得腦門都疼。

其實咱們要不是個個都有極要緊的公幹，誰到你這裡來受這份洋罪？痛斥了洋鬼子以後，我們也要承認，如今在世界各大城市，都有天南海北來的各種各樣的人，其中國內公出的人在其中最為扎眼，和誰都不一樣，有一種古怪氣質，難描難畫。以致在香港滿街中國人中，誰都能一眼認出大陸來的表叔。這裡當然有衣著的問題，能想個什麼辦法改變一下就好了。

到了國外吃過各種各樣的東西，其中有些很難吃。中國人假如講究吃喝的話，出國前在這方面可得有點精神準備。比方說，美國人請客吃烤肉，那肉基本上是紅色的。吃完了我老想把舌頭吐出來，以為自己是個大灰狼了。至於他們的生菜色拉，只不過是些胡亂扯碎的生菜葉子。文學界的老前輩梁實秋有吃後感如下：這不是喂兔子嗎？當然，在一個地方待久了，就會發現哪些東西是能吃的。在美國待了一兩年，就知道快餐店裡的漢堡包、烤雞什麼的，咱們都能吃。要是美國賣的ｐｉｚｚａ餅，那就更沒問題了。但是離開美國就要傻眼。到歐洲玩時，我在法國買過大米色拉，發現是些醋泡的生米，完全不能下嚥。在義大利又買過ｐｉｚｚａ餅，發現有的太酸，有的太腥，雖然可以吃，味道完全不對。最主要的是ｐｉｚｚａ頂上那些好吃的融化的乳酪全沒了，只剩下番茄醬，還多了一種小鹹魚。後來我們去吃中國飯。在劍橋鎮外一箇中國飯館買過一份炒飯，那些飯真是擲地有聲。後來我給我哥哥寫信，說到了那些飯，認為可以裝進獵槍去打野鴨子。那種飯館裡招牌雖然是中文，裡外卻找不到一箇中國人。

這種事不算新鮮，我在美國住的地方不遠處，有一家飯館叫竹園，老是換主。有一陣子業主是泰國人，緬甸人掌勺，牌子還是竹園，但是炒菜不放油，只放水。在美國我知道這種地方，絕不進去。當然，要說我在歐洲會餓死，當然是不對的。後來我買了些論斤賣的烤肉，用啤酒往下送，成天醉醺醺的。等到從歐洲回到美國時，已經瘦了不少，嘴角還老是火辣辣的，看來是缺少維生素。咱們中國人到什麼地方去，揹包裡幾包泡麵都必不可少。有個朋友告訴我說，假如沒有泡麵，他就餓死在從北京開往莫斯科的火車上了。

據我所知，孔夫子要是現在出國，一定會餓死，他老人家割不正不食，但是美國人烤肉時是不割的，要割在桌上割。而那些餐刀輕飄飄的，用它們想割正不大可能。他老人家吃飯要有好醬佐餐。我待的地方有個叫北京樓的中國菜館，賣北京烤鴨。你知道人家用什麼醬抹烤鴨嗎？草莓醬。他們還用春捲蘸蘋果醬吃。就是這種莫名其妙的吃法，老外們還說好吃死了。

孔夫子他老人家要想出國，假如不帶廚子的話，一定要學會吃ｋｅｔｃｈｕｐ，這是美國人所能做出的最好的醬了。這種番茄醬是抹漢堡包的，盛在小塑膠袋裡。麥當勞店裡多得很，而且不要錢。每回我去吃飯，準要順手抓一大把，回來抹別的東西吃。他老人家還要學會割不正就食，這是因為美式菜刀沒有鋼火（可能是怕割著人），切起肉來總是歪歪扭扭。

假如咱們中國人不是要求一定把食物切得很碎，弄得很熟，並且味道調得很正的話，那就哪兒都能去了。除此之外，還能長得肥頭大耳，虎背熊腰。當然，到了那種雞翅膀比大白菜便宜的地方，誰身上都會長點肉。我在那邊也有九十公斤，但是這還差得遠。馬路上總有些黑哥們，不論春夏秋冬，只穿小背心兒，在那裡表演肌肉。見了他們你最好相信那是些愛好體育的好人，不然就只好繞道走了。

假如你以為這種生肉生菜只適於年輕人，並非敬老之道，那就錯了。我鄰居有個老頭子，是畫廣告牌的，鬍子漆黑漆黑，穿著瘦腿褲子跑來跑去，見了漂亮姑娘還要獻點小殷勤。後來他告訴我，他七十歲了。我班上還有位七十五歲的美國老太太，活躍極了，到處能看見她。有一回去看校合唱團排練，她站在臺上第一排中間。不過那一天她是捂著嘴退下臺來的，原來是引吭高歌時，把假牙唱出了嘴，被臺下第三排的人揀到了。不管怎麼說吧，美國老人精神真好，我爸我媽可比不上。

假如你說，烹調術不能決定一切，吃的到底是什麼也有很大關係，這我倒能夠同意。除此之外，生命還在於運動。回國前有半年時間，我狠狠地練了練。頂著大太陽去跑步，到公園裡做俯臥撐。所以等回國時，混在那些短期（長期的不大有回去的）考察、培訓的首長和老師中間，就顯得又黑又壯。結果是，過海關時人家讓我等著，讓別人先過。除此之外還搡了我一把，說出國勞務的一點規矩也沒有。當時我臊得很。現在我食不厭精、膾不厭細，躲風躲太陽地養了三年多，才算有點知識分子的模樣了。

都是住在房子裡，這是不易之理。是什麼樣的人就會住什麼房子，恐怕有的人就體會不這麼深了，這是因為房子是人造的，又是人住的。在美國，有些人住在ａｐａｒｔｍｅｎｔ裡面，有些人住在ｈｏｕｓｅ裡面，這兩種東西很不一樣。ａｐａｒｔｍｅｎｔ是城裡的公寓樓，和咱們的單元樓有點像。所不同的是樓道里鋪了紅地毯，門廳裡坐了位管理員。再體面一點的樓，比方說，紐約城裡五大道（Ｆｉｆｔｈ　Ａｖｅｎｕｅ）的公寓樓，門前就會有位體面的老先生，穿著紅制服給客人拉車門。這樣的地方我沒去過，因為不認識裡面的人。從車子來看，肯定是些大款。再有就是門前有網球場，樓頂上有游泳池。不過這也說明不了什麼，只說明有錢——蓋房子的花了錢，住房子的更有錢。錢這種東西，我們將來會有的，我對此很有信心。再有就是陽臺上沒有堆那些破爛——破木頭、破紙板、破煙囪等等，這說明什麼我也不知道。有一次一位認識的法國姑娘指著北京陽臺上那些傷風敗俗的說道：北京也是座大城市，這些樓蓋得也不壞，住在這裡的人應該很有體面。怎麼這些房子弄得像貧民窟一樣？我沒接她的茬。說到了ａｐａｒｔｍｅｎｔ，我就想起了巴黎市中心的樓房。那裡面不一定是公寓房子，但是看上去有點像公寓樓房。灰白色的石塊砌的，鉛皮頂，鏤花的鐵窗欄，前面是石塊鋪的街道。到底好在哪裡說不出來，但是確實好看。據此你就可以說，巴黎是一座古城，是無與倫比的花都。北京原來也是一座無與倫比的古都，它的魅力在於城牆。在美國遇到了一位老傳教士，他在中國住了很多年，一見我就問起北京的城牆。我告訴他已經拆了，他就露出一種不想活了的模樣。至於ｈｏｕｓｅ，那是在郊區或者鄉下的一座房子，或者是單層，或者是兩層，裡面住了一家人，ｈｏｕｓｅ這個詞，就有家的意思。但是沒有院牆。我向你保證，假設門前綠草成茵，屋後又有幾棵大樹，院牆那種東西就是十足討厭。不但妨礙別人看你的花草，也妨礙自己看風景。幾攤爛泥，幾隻豬崽子，當然不成立為風景，還是眼不見為淨。不過我沒在外國的ｈｏｕｓｅ附近見過爛泥和豬崽子。當然，這些東西哪裡都會有，但是歐美人不樂意它在家附近出現。假如我對這類事態理解得對的話，ｈｏｕｓｅ這個詞，應該譯為家園，除了房子，還有一片開放的環境。會蓋深宅大院的，不過是些有錢的村牛罷了。美國的ｈｏｕｓｅ必有一片草坪，大可以有幾百畝，小可以到幾平方米。不過大有大的壞處，因為草坪必須要剪；鄰居有個傢伙實在懶得弄，就用碎樹皮把它蓋起來，在上面種幾棵羅漢松。這樣看上去也不壞，有點森林氣氛。絕對沒人把草拔光了，把光光的地皮露出來，叫它下雨時流泥湯子。誰要動土蓋房子，就要先運來卵石把挖開的地面蓋上。這是因為邊上有別人的ｈｏｕｓｅ。有的人的ｈｏｕｓｅ有池塘，還有的人有自己大片的湖，湖水舀上來不用消毒就可以喝，不過這些就越扯越遠。美國也有的地方地皮緊張，把房子蓋在山上，但是不動山上的樹，也不動山上的草，把房子栽到山上。然後山還是那座山，樹還是那些樹，屬人、鳥、獸共有，不像咱們這裡把什麼都扒得亂糟糟，像個亂葬場。這樣的事和貧富沒什麼大關係，主要是看你喜歡住在什麼地方。順便說一句，在美國大多數地方，小松鼠爬到窗臺上是常有的事。但是在熱愛家園方面，美國佬又何足道哉。歐洲人把家弄得更像樣。世界上最好的ｈｏｕｓｅ是在奧地利的薩爾茲堡附近的山區，房龍就是這麼說的。我認為他說的有道理。造起這些房子的不是什麼富人，不過是些山區的農民罷了。我去看時，見到那房子造在楓樹林裡。但是有關這些房子的事不能細講，一講我就心裡癢癢，想到奧地利去連樹林帶房子都搶回國來。只能講這樣的一件事：我在林子邊上見到一條通到農民家的小路，路上鋪了一種發泡的碎石頭，一塵不染。那條路鋪石板或鋪別的東西就農民家的小路，路上鋪了一種發泡的碎石頭，一塵不染。那條路鋪石板或鋪別的東西就沒那麼好看了。不過我以為荷蘭的牧場，風車、溝渠、運河等等，也是一片美麗的家園，不在奧地利之下。德國的海德堡在內卡河畔，河上有座極美麗的橋。有個洋詩人寫道，老橋啊，你多次承載了我！再接下去就說他要死在橋上。劍橋鎮邊有個拜倫塘，雖然只是“慕家巴”的一個小池塘，但是連棵草都沒有少。到處綠草茵茵，到處古樹森森，人到了這種地方，就感到住在這裡的人對這片環境的愛心，不敢亂扔易拉罐。而生在這裡的人也會愛護這裡的一草一木，挖動一片泥，移動一塊石頭都會慎重。人不愛自己的家就無以為人，而家可不只是房門裡那一點地方。

我們（我和我太太）在美國做學生時，有一年到歐洲去旅行，這需要訂美國到歐洲的來回票，還要訂歐洲的火車票。這件事說起來複雜，辦起來卻非常簡單。我們倆到學校辦的旅行社去，說明了我們的要求，有一位小姐拿起電話聽筒來說，你們是要最便宜的票，對吧。然後就撥了幾個電話，一切都訂妥了。去時乘科威特航空公司的飛機，回來時到比利時乘美國的＂人民快航＂，在歐洲用歐洲鐵路通票。我們只消在約定的時間，前往美國和歐洲的幾個旅行機構，就可以取到一切需要的票證，完成經過十幾個國家，歷時一個月的旅行。這種訂票的方式還是最麻煩的，假如我們有信用卡，就可以不去學校的旅行社，在家裡打幾個電話把一切票訂好。這是六七年前的事，現在大概還是這樣的吧。

我太太最近到非洲去開了一個國際會議——具體開的什麼會，去了哪個國家，在這裡就不說了。會議的議題很重要，參加會議的也是高水平的學者和活動家，從這個意義上說，會議的質量很高。但要說會議的組織，恐怕就不能這樣評價。她認為自己做了一次艱鉅的旅行，我也同意這種看法。首先，前往開會的地點就很不容易。這是因為來回機票都是會議組委會給訂，對方來了一個電傳，告知航班的日期、換機地點等等，卻沒告訴是什麼航空公司。給非洲的組委會打電話，卻怎麼也打不通。於是她就跑遍了全北京一切航空公司去打聽是否有這麼一張票，當然重點懷疑物件是非洲的航空公司，但是沒有打聽到。然後她又給非洲的組委會打電話和電傳，還是打不通。從這種情形來看，她後來能夠出席那個會議，純屬偶然。

等到她從非洲回來之後，告訴我當地的電話的情形是這樣：當地是有電話的，比方說，她們開會的會場——一所大學，就有唯一的一部電話在門房裡。假如有人給會議代表打電話，在理論上就會有一個人從門房出來，跑到宿舍，找到代表的房間叫她去接電話，這個過程大約需要一小時，與此同時，對方手拿聽筒在等待。假如是越洋電話的話，電話費就要達到天文數字。但是門房裡根本就沒人專管聽電話，所以這種事不會發生。而從非洲發出的電傳看起來就如一群蚊子在天上形成的圖案一樣，很不容易看明白，可以想象傳到那裡的電傳也是這樣的。這就使別人幾乎無法和他們聯絡。這樣有好處，也有不好處。好處是你不會在凌晨五點被叫起來聽一個由你付款的電話，這是一位去度假的同學打來的，他忘了交論文或者交學費，總之，你得替他跑一趟；壞處是外面的人沒法和他們做生意。我太太說，那地方雖然是一個國家的首都，卻沒有什麼工商業，好像一個大集市。我想這不足為怪。

那張機票的事是這樣的：組委會是給我太太訂了票，但卻和別人訂在了一起，並且用了別人的名字，所以怎麼查也查不出。

考慮到中國有十幾億人口這一現實，我太太最後找到了這張票並且去了非洲，實屬奇蹟。但是因為票來得太晚，種的疫苗還沒生效，所以是冒著生霍亂和黃熱病的危險去的。到了當地，一面開會，一面為回程機票而奔忙。會議的工作人員是一些和藹可親的非洲大嬸，不管你問到誰，都告訴你應該去找另外一個誰。

機場的工作人員則永遠說，你明天再來吧，問題肯定能解決。所有這些大叔大嬸，工作都很辛苦，熱汗直流。那些來自亞非拉的代表們，個個也是熱汗直流。我不知最後她是怎麼回來的，她自己也不知道。作為一個學者和作者，各種各樣的經歷都對她有益，所以有必要的話，她還會去那個國家。但假如是一位視時間為金錢的商人，恐怕就不會得到這樣的結論。

我老婆學會了一句非洲話，不知是哪一國的，反正非洲人都能聽懂：＂哇呀哇呀哇呀！＂據說是進步的意思。＂哇呀哇呀哇呀阿非利加＂就是：非洲，進步呀。晚上大家跳土風舞時，就這樣喊著。看起來哇呀哇呀哇呀十分必要。我們國家的通訊、旅行條件，大概比東非國家好，但和世界先進水平比，還是很差。讓我們也高呼：哇呀哇呀哇呀。

出門在外，遇上劫匪是最不愉快的經歷。匹茲堡雖然是一座比較安全的城市，但也有些不學好的男孩子，所以常能在報上看到搶劫的訊息。奇怪的是我們在那裡留學的頭兩年，從來沒聽說過中國人遭劫。根據可靠訊息，我們都在李小龍的庇護之下。這位仁兄雖然死去好幾年了，但是他的功夫片仍然在演。

誰都能看出李小龍的厲害之處——在銀幕上開打之前，他總是怪叫一聲，然後猛然飛出一腿。那些意圖行劫的壞蛋看到了，就暗暗咬指道：我的媽！遇上這麼一腿，手裡有槍也不管用。外國人看我們，就像我們看他們一樣，只能看出是黑是白是黃，細微的差別一時不能體會。所以在他們看來，我們個個都像李小龍。

這種情形很快就發生了變化，起因是１９８４年的國慶招待會。那一天我們中國留學生全體出動，佔住了學校的大廳，做了餃子、春捲等等食品來招待美國人。吃完了飯，人家又熱烈歡迎我們表演節目。工學院的一個小夥子就自告奮勇，跳上臺去表演了一套＂初級長拳＂，說是中國功夫。照我看他的拳打得還可以，在學校的體育課上可以得到四分以上，不過和李小龍的功夫相比，還有很大差距。當場我就看到在人群裡有幾個小黑孩在扁嘴，好像很不佩服。這種跡象表明不幸的事情很快就要發生，後來它就發生了。

我們那座樓裡住了七八個中國人，第一個遭劫的是樓下的小宋。這位同學和我們都不一樣，七七年高考時，他一下考取了兩個學校，一個是成都體院，一個是東北工學院。最後他上了東北工學院，但是他完全有資格當運動員。因此他就相當自負。

晚上到系裡做實驗，他完全可以開車去，但是他偏要走著去，穿過一大片黑洞洞的草坪，草坪邊上還有樹林子。我們都勸他小心點，他說不怕，打不過可以跑。這位朋友的百米速度是十一秒幾，一般人追不上的。有一天夜裡一點多鐘，他跑回家裡說遭劫了，劫匪是兩個人，一個個高，一個個矮，全是黑孩子。遭劫的地點離家很近，這兩個傢伙估計還沒走遠。我們樓裡也有四五個男人，聽了都很氣憤，決心出去找那兩個傢伙算賬，甚至還找出了一根打棒球的棍子，想拿著去。臨出門時我問小宋：你跑得快，怎麼不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