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啊,”他看向我,眼里的光比路灯还亮些,“善意这东西,跟种子似的,你种下去,说不定哪天就从别的地方冒出来了。总会有好报的。”
我咬着烤鸡翅,皮脆肉嫩,酱汁的味道在嘴里漫开来,眼泪却突然掉了下来,砸在塑料凳上,晕开一小片水渍。我赶紧低下头,假装被辣椒呛到,用力咳嗽了几声,把哽咽咽回肚子里。
那一晚不知道吃了多少串,老板又送了份烤韭菜和拍黄瓜,张哥一直没怎么多问,只是偶尔跟我聊两句天气,聊这附近的路况,好像我不是个落魄的陌生人,只是个碰巧坐下来一起吃串的朋友。
直到铁架上的肉串见了底,老板开始收拾摊子,张哥才从夹克内袋里掏出个牛皮纸信封,推到我面前。
“这个你拿着。”
我愣住了,信封薄薄的,却透着沉甸甸的分量。我下意识地往后推:“不行,我不能要,刚才吃的已经很麻烦您了……”
“拿着。”他按住我的手,掌心的温度很暖,“里面是两百块,够你找个小旅馆住一晚,买点吃的,明天找个地方把手机充上电。”
“真的不用,我……”
“听我说,”他打断我,语气认真起来,“谁都有难处,别觉得丢人。这钱不是白给你的,算我借给你的。等你以后缓过来了,要是还记得今天这顿烤串,就去帮一把需要帮忙的人,就算还我了,行不?”
我看着他眼里的真诚,话堵在喉咙里说不出来,只能用力点头,眼泪又不争气地涌上来。
他拍了拍我肩膀,站起身:“我先走了,你也早点找地方休息。”
老板已经把烤炉装进三轮车,冲我摆摆手:“去吧小伙子,张哥人好,别辜负他心意。”
我攥着那个牛皮纸信封,看着张哥的背影消失在街角,路灯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直到拐进巷子口才不见。手里的信封被体温焐得温热,拆开一看,两百块钱整整齐齐地叠着,旁边还放着张纸条,上面写着个电话号码,后面跟着两个字:有事找我。
第二天在网吧充了手机电,找朋友借了点钱,暂时租了个小单间。找到工作那天,我想打那个电话道谢,却现纸条不知道被我揉到哪个口袋里弄丢了。我去烧烤摊找过几次,老板说张哥不常来,只是偶尔路过坐一会儿,谁也不知道他具体住哪儿。
直到三个月后,公司要跟康度集团谈合作,我跟着部门经理去总部开会。会议室的大屏幕上播放着企业宣传片,当创始人的照片出现在画面里时,我手里的笔“啪嗒”一声掉在地上。
西装革履的男人坐在办公桌前,头梳得整整齐齐,眼神锐利而沉稳,正是那个在烧烤摊给我烤串、塞给我两百块钱的张哥。屏幕下方打着他的名字:张庆忠。
康度集团的官网显示,张庆忠白手起家,年前从一个小建材店做起,现在集团旗下有十几家子公司,业务遍及全国。新闻报道里说他常年匿名资助贫困学生,在老家建了两所希望小学,oo年疫情期间捐了一个亿的物资。
我坐在会议室里,听着经理介绍这位传奇企业家的家史,突然想起那个湿漉漉的夜晚,他说的那句“善意跟种子似的”。原来真的有人把三十多年前的两个茶叶蛋,长成了漫山遍野的森林。
散会后,我在走廊里拦住了正要离开的张庆忠。他身边跟着一群人,西装笔挺,步履匆匆,看见我时愣了一下,随即认了出来,眼里闪过一丝笑意。
“是你啊,小伙子,缓过来了?”
“张总,谢谢您。”我握紧手里的文件袋,手心全是汗,“那天的钱,还有……”
“多大点事。”他拍了拍我胳膊,跟在烧烤摊时一样的力道,“缓过来就好。”
他没多留,转身跟着人群走进电梯,电梯门关上的瞬间,我看见他冲我挥了挥手。
回到公司,我从工资里取了两百块,又凑了些钱,匿名捐给了希望工程。转账成功的页面弹出来时,窗外的阳光刚好照在办公桌上,暖洋洋的,像那个夜晚烧烤摊的炭火,像张庆忠递过来的那瓶矿泉水,像那句“善意总会有好报”。
后来我再也没见过张庆忠,但总在路过烧烤摊时多买两串,看见街头乞讨的人会递个热馒头,公司楼下的保安师傅夜班时,我会顺手带杯热豆浆。
我知道自己做的这些,跟张庆忠比起来微不足道,但就像他说的,善意是种子。那个在烧烤摊的夜晚,他埋下的种子,终究在我心里了芽。
说不定哪天,这颗种子也能长成一棵能为别人遮风挡雨的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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