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方風雨 (第1/4頁)

一 前奏

雖然用了個頗像小說或劇本的名字的標題—八方風雨—這卻不是小說，也不是劇本，而是在八年抗戰中，我的生活的簡單紀實。它不是日記，因為我的日記已有一部分被敵人的炸彈燒燬在重慶，無法照抄下來，而且，即使它還全部在我手中，它是那麼簡單無趣，也不值得印出來。所以，憑著記憶與還儲存著的幾頁日記，我想大概的，簡單扼要的，把八年的生活有話即長，無話即短的寫下來。我希望它既能給我自己留下一點生命旅程中的印跡，同時也教別離八載的親友得到我一些訊息，省得逐一的在口頭或書面上報告。此外，別無什麼偉大的企圖。在抗戰前，我是平凡的人，抗戰後，仍然是個平凡的人。那也就可見，我並沒有乘著能夠混水摸魚的時候，發點財，或作了官；不，我不單沒有摸到魚，連小蝦也未曾撈住一個。那麼，騰達顯貴與金玉滿堂假若是“偉大”的小注兒，我這裡所記錄的未免就顯著十分寒磣了。我必定要這麼先宣告一下，否則教親友們看了傷心，倒怪不大好意思的。簡言之，這是一個平凡人的平凡生活報告。假若有人喜歡讀驚奇，浪漫，不平凡的故事，那我就應該另寫一部傳奇，而其中的主角也就一定不是我自己了。

所謂，“八方風雨”者，因此，並不是說我曾東討西征，威風凜凜，也非私下港滬，或飛到緬甸，去弄些奇珍異寶，而後潛入後方，待價而沽。沒有，這些事我都沒有作過。我只有一枝筆。這枝筆是我的本錢，也是我的抗敵的武器。我不肯，也不應該，放棄了它，而去另找出路。於是，我由青島跑到濟南，由濟南跑到武漢，而後跑到重慶。由重慶，我曾到洛陽，西安，蘭州，青海，綏遠去遊蕩，到川東川西和昆明大理去觀光。到處，我老拿著我的筆。風把我的破帽子吹落在沙漠上，雨打溼了我的瘦小的鋪蓋捲兒；比風雨更厲害的是多少次敵人的炸彈落在我的附近，用沙土把我埋了半截。這，是流亡，是酸苦，是貧寒，是興奮，是抗敵，也就是“八方風雨”。

二 開始流亡

直到二十六年十一月中旬，我還沒有離開濟南。第一，我不知道上哪裡去好：回老家北平吧，道路不通；而且北平已陷入敵手，我曾函勸諸友逃出來，我自己怎能去自投羅網呢？到上海去吧，滬上的友人又告訴我不要去，我只好“按兵不動”。第二，從泰安到徐州，火車時常遭受敵機的轟炸，而我的幼女才不滿三個月，大的孩子也不過四歲，實在不便去冒險。第三，我獨自逃亡吧，把家屬留在濟南，於心不忍；全家走吧，既麻煩又危險。這是最淒涼的日子。齊魯大學的學生已都走完，教員也走了多一半。那麼大的院子，只剩下我們幾家人。每天，只要是晴天，必有警報：上午八點開始，到下午四五點鐘才解除。院裡靜寂得可怕：賣青菜，賣果子的都已不再來，而一群群的失了主人的貓狗都跑來乞飯吃。

我著急，而毫無辦法。戰事的訊息越來越壞，我怕城市會忽然的被敵人包圍住，而我作了俘虜。死亡事小，假若我被他捉去而被逼著作漢奸，怎麼辦呢？這點恐懼，日夜在我心中盤旋。是的，我在濟南，沒有財產，沒有銀錢；敵人進來，我也許受不了多大的損失。但是，一個讀書人最珍貴的東西是他的一點氣節。我不能等待敵人進來，把我的那點珍寶劫奪了去。我必須趕緊出走。

幾次我把一隻小皮箱打點好，幾次我又把它開啟。看一看痴兒弱女，我實不忍獨自逃走。這情形，在我到了武漢的時候，我還不能忘記，而且寫出一首詩來：

弱女痴兒不解哀，牽衣問父去何來？

話因傷別潛應淚，血若停流定是灰。

已見鄉關淪水火，更堪江海逐風雷；

徘徊未忍道珍重，暮雁聲低切切催。

可是，我終於提起了小箱，走出了家門。那是十一月十五日的黃昏。在將要吃晚飯的時候，天上起了一道紅閃，緊接著是一聲震動天地的爆炸。三個紅閃，爆炸了三聲。這是—當時並沒有人知道—我們的軍隊破壞黃河鐵橋。鐵橋距我的住處有十多里路，可是我的院中的樹木都被震得葉如雨下。

立刻，全市的鋪戶都上了門，街上幾乎斷絕了行人。大家以為敵人已到了城外。我撫摸了兩下孩子們的頭，提起小箱極快的走出去。我不能再遲疑，不能不下狠心：稍一踟躕，我就會放下箱子，不能邁步了。

同時，我也知道不一定能走，所以我的臨別的末一句話是：“到車站看看有車沒有，沒有車就馬上回來！”在我的心裡，我切盼有車，寧願在中途被炸死，也不甘心坐待敵人捉去我。同時我也願車已不通，好折回來跟家人共患難。這兩個不同的盼望在我心中交戰，使我反倒忘了苦痛。我已主張不了什麼，走與不走全憑火車替我決定。

在路上，我找到一位朋友，請他陪我到車站去，假若我能走，好託他照應著家中。

車站上居然還賣票。路上很靜，車站上卻人山人海。擠到票房，我買了一張到徐州的車票。八點，車入了站，連車頂上已坐滿了人。我有票，而上不去車。

生平不善爭奪搶擠。不管是名，利，減價的貨物，還是車位，船位，還有電影票，我都不會把別人推開而伸出自己的手去。看看車子看看手中的票，我對友人說：“算了吧，明天再說吧！”

友人主張再等一等。等來等去，已經快十一點了，車子還不開，我也上不去。我又要回家。友人代我打定了主意：“假若能走，你還是走了好！”他去敲了敲末一間車的窗。窗子開啟，一個茶役問了聲：“幹什麼？”友人遞過去兩塊錢，只說了一句話：“一個人，一個小箱。”茶役點了頭，先接過去箱子，然後拉我的肩。友人託了我一把，我鑽入了車中，我的腳還沒落穩，車裡的人—都是士兵—便連喊：“出去！出去！沒有地方。”好容易立穩了腳，我說了聲：“我已買了票。”大家看著我，也不怎麼沒再說什麼。我告訴窗外的友人：“請回吧！明天早晨請告訴家裡一聲，我已上了車！”友人向我招了招手。

沒有地方坐，我把小箱豎立在一輛腳踏車的旁邊，然後用腳，用身子，用客氣，用全身的感覺，擴充我的地盤。最後，我蹲在小箱旁邊。又待了一會兒，我由蹲而坐，坐在了地上，下頦恰好放在腳踏車的坐墊上—那個三角形的，皮的東西。我只能這麼坐著，不能改換姿式，因為四面八方都擠滿了東西與人，恰好把我鑲嵌在那裡。

車中有不少軍火，我心裡說：“一有警報，才熱鬧！只要一個槍彈打進來，車裡就會爆炸；我，箱子，腳踏車，全會飛到天上去。”

同時，我猜想著，三個小孩大概都已睡去，妻獨自還沒睡，等著我也許回去！這個猜想可是不很正確。後來得到家信，才知道兩個大孩子都不肯睡，他們知道爸走了，一會兒一問媽：爸上哪兒去了呢？

夜裡一點才開車，天亮到了泰安。我仍維持著原來的姿式坐著，看不見外邊。我問了聲：“同志，外邊是陰天，還是晴天？”回答是：“陰天。”感謝上帝！北方的初冬輕易不陰天下雨，我趕的真巧！由泰安再開車，下起細雨來。

晚七點到了徐州。一天一夜沒有吃什麼，見著石頭彷彿都願意去啃兩口。頭一眼，我看見了個賣幹餅子的，拿過來就是一口。我差點兒噎死。一邊打著嗝兒，我一邊去買鄭州的票。我上了綠鋼車。站中，來的去的全是軍車，只有這綠鋼車，安閒的，漂亮的，停在那裡，好像“戰地之花”似的。

到鄭州，我給家中與漢口朋友打了電報，而後歇了一夜。

到了漢口，我的朋友白君剛剛接到我的電報。他把我接到他的家中去。這是二十六年十一月十八日。從這一天起，我開始過流亡的生活。到今天—三十四年十二月四日—已整整八年了。

三 在武昌

離開家裡，我手裡拿了五十塊錢。回想起來，那時候的五十元錢有多麼大的用處呀！它使我由濟南走到漢口，而還有餘錢送給白太太一件衣料—白君新結的婚。

白君是我中學時代的同學。在武漢，還另有兩位同學，朱君與蔡君。不久，我就看到了他們。蔡君還送給我一件大衣。

住處有了，衣服有了，朋友有了：“我將幹些什麼呢？”這好決定。我既敢只拿著五十元錢出來，我就必是相信自己有掙飯吃的本領。我的資本就是我自己。只要我不偷懶，勤動著我的筆，我就有飯吃。

在漢口，我第一篇文章是給《大公報》寫的。緊緊跟著，又有好幾位朋友約我寫稿。好啦，我的生活可以不成問題了。

倒是繼續住在漢口呢？還是另到別處去呢？使我拿不定主意。二十一日，國府明令移都重慶。二十二日，蘇州失守。武漢的人心極度不安。大家的不安，也自然的影響到我。我的行李簡單，“貨物”輕巧，而且喜歡多看些新的地方，所以我願意再走。

我打電報給趙水澄兄，他回電歡迎我到長沙去。可是武漢的友人們都不願我剛剛來到，就又離開他們；我是善交友的人，也就猶豫不決。

在武昌的華中大學，還有我一位好友，遊澤丞教授。他不單不准我走，而且把自己的屋子與床鋪都讓給我，教我去住。他的寓所是在雲架橋—多麼美的地名！—地方安靜，飯食也好，還有不少的書籍。以武昌與漢口相較，我本來就歡喜武昌，因為武昌像個靜靜的中國城市，而漢口是不中不西的烏煙瘴氣的碼頭。雲架橋呢，又是武昌最清靜的所在，所以我決定搬了去。

遊先生還另有打算。假若時局不太壞，學校還不至於停課，他很願意約我在華中教幾點鐘書。

可是，我第一次到華中參觀去，便遇上了空襲，這時候，武漢的防空裝置都極簡陋。漢口的巷子裡多數架起木頭，上堆沙包。一個輕量的炸彈也會把木架打垮，而沙包足以壓死人。比這更簡單的是往租界裡跑。租界裡連木架沙包也沒有，可是大家猜測著日本人還不至於轟炸租界—這是心理的防空法。武昌呢，有些地方挖了地洞，裡邊用木頭撐住，上覆沙袋，這和漢口的辦法一樣不安全。有的人呢，一有警報便往蛇山上跑，藏在樹林裡邊。這，只須機槍一掃射，便要損失許多人。

華中更好了，什麼也沒有。我和朋友們便藏在圖書館的地窖裡。摹仿，使日本人吃了大虧。假若日本人不必等德國的猛襲波蘭與倫敦，就已想到一下子把軍事或政治或工業的中心炸得一乾二淨，我與我的許多朋友或者早已都死在武漢了。可是，日本人那時候只派幾架，至多不過二三十架飛機來。他們不猛襲，我們也就把空襲不放在心上。在地窖裡，我們還覺得怪安全呢。

不久，何容，老向與望雲諸兄也都來到武昌千家街福音堂。馮先生和朋友們都歡迎我們到千家街去。那裡，地方也很清靜，而且有個相當大的院子。何容與老向打算編個通俗的刊物；我去呢，也好幫他們一點忙。於是我就由雲架橋搬到千家街，而慢慢忘了到長沙去的事。流亡中，本來是到處為家，有朋友的地方便可以小住；我就這麼在武昌住下去。

四 略談三鎮

把個小一點的南京，和一個小一點的上海，搬攏在一處，放在江的兩岸，便是武漢。武昌很靜，而且容易認識—有那條像城的脊背似的蛇山，很難迷失了方向。漢口差不多和上海一樣的嘈雜混亂，而沒有上海的忙中有靜，和上海的那點文化事業與氣氛。它純粹的是個商埠，在北平，濟南，青島住慣了，我連上海都不大喜歡，更不用說漢口了。

在今天想起來，漢口幾乎沒有給我留下任何印象。雖然武昌的黃鶴樓是那麼奇醜的東西，雖然武昌也沒有多少美麗的地方，可是我到底還沒完全忘記了它。在蛇山的梅林外吃茶，在珞珈山下盪船，在華中大學的校園裡散步，都使我感到舒適高興。

特別值得留戀的是武昌的老天成酒店。這是老字號。掌櫃與多數的夥計都是河北人。我們認了鄉親。每次路過那裡，我都得到最親熱的招呼，而他們的馳名的二鍋頭與碧醇是永遠管我喝夠的。

漢陽雖然又小又髒，卻有古蹟：歸元寺、鸚鵡洲、琴臺、魯肅墓，都在那裡。這些古蹟，除了歸元寺還整齊，其他的都破爛不堪，使人看了傷心。

漢陽的兵工廠是有歷史的。它給武漢三鎮招來不少次的空襲，它自己也受了很多的炸彈。

武漢的天氣也不令人喜愛。冬天很冷，有時候下很厚的雪。夏天極熱，使人無處躲藏。武昌，因為空曠一些，還有時候來一陣風。漢口，整個的像個大火爐子。樹木很少，屋子緊接著屋子，除了街道沒有空地。毒花花的陽光射在光光的柏油路上，令人望而生畏。

越熱，蚊子越多。在千家街的一間屋子裡，我曾在傍晚的時候，守著一大扇玻璃窗。在窗上，我打碎了三本刊物，擊落了幾百架小飛機。

蜈蚣也很多，很可怕。在褥下，箱子下，枕下，我都灑了雄黃；雖然不準知道，這是否確能避除毒蟲，可是有了這點設施，我到底能睡得安穩一些。有一天，一撕一個的小的郵卷，哼，裡面跳出一條蜈蚣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