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赤彤丹朱》想到的

翻開張抗抗的《赤彤丹朱》，馬上就想到了尤瑟納爾的《虔誠的回憶》和《北方檔案》。這幾本書大體是同一個路數。我雖然是尤瑟納爾赤誠的崇拜者，對《北方檔案》卻一點都不喜歡——我喜歡尤瑟納爾的《一彈解千愁》、《東方奇觀》；假如尤瑟納爾沒寫過《虔誠的回憶》、《北方檔案》，我的感覺能好一些。這主要是因為我覺得尤瑟納爾是位小說家，我更希望她寫小說，而不希望她寫史或紀實一類的東西。當然，我對寫史和紀實也無偏見，只要它寫得好。張抗抗的書以前沒有讀過，對她並無這種先入之見。但不管怎麼說吧，照我的個人判斷，《赤彤丹朱》不屬小說一類。

在此談談我對小說的看法，也許不是多餘的。本世紀四十年代，茨威格就抱怨說，以往的小說不夠精當。我對他的抱怨是贊成的，但以為他自己的小說也不夠精當。以後就出現了很多可稱是精當的小說，比方說，義大利卡爾維諾的作品，還有法國的“新小說”。當然，有人認為它們“太拘泥於文學，不怎麼好”，但我總覺得這才叫做小說——小說從語言到結構，就該是處處完美。朝這個方向努力，小說才能和歷史、紀實、通俗文學分開——就像戲劇、哲學那樣，是一種遠不是誰都能來上一手的文體，這樣才對。當然，這是我個人的看法，按照我們這裡通用的標準，《赤彤丹朱》還得算是小說，而且是屬小說中比較經典的一個類別。因為我相信近三四十年來，小說藝術有了很大的進步，所以這裡的“經典”應該說是個貶義詞。尤瑟納爾有些小說達到了現代的標準，這是她最好的作品；還有些達到了“經典”的標準，就沒有前一種好。我倒希望張抗抗除了《赤彤丹朱》，還能有另一類的小說。

如前所述，我不大欣賞《虔誠的回憶》和《北方檔案》，但我倒能理解尤瑟納爾寫這兩本書的出發點。知識分子不同於芸芸眾生，他不僅僅生活在現時現世，而是生活在一個時間段裡。人文知識分子更瞭解歷史，他生活在從過去到現在的這個時間段裡；科技知識分子更關注未來，他生活在從現在到未來的時間段裡——假如我說出，我受過科技和人文兩種科學的訓練，也許大家更能寬容我的武斷——不管是哪種知識分子，與大眾都有所區別，所以都是知識分子。在上述兩本書裡，尤瑟納爾體現了她的這種胸襟。儘管如此，我還是不喜歡這兩本書。因為我很崇拜尤瑟納爾，所以帶著內心的痛苦說這樣的話。至於《赤彤丹朱》，我更不喜歡。請相信，我是帶著更大的痛苦說這句話。因為我也寫小說，而且很害怕聽到苛評，所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好在還有一句可以安慰張抗抗的話：我不喜歡，不等於別人也不喜歡。

僅從形式上看，張抗抗的書和尤瑟納爾的書有很相像的地方。尤瑟納爾《虔誠的回憶》裡寫了她母系的故事，又在《北方檔案》寫了她父系的故事；《赤彤丹朱》在前270頁寫母系，270頁以後寫父系。但在意思上有一點根本的顛倒，造成了我更不喜歡後一本書。《北方檔案》寫到一個女嬰（也就是尤瑟納爾）出世為止；而在《赤彤丹朱》裡，第一人稱作者已經出生，還佔據了全書的中心地位。尤瑟納爾把自己推廣到了遙遠的過去，把對自我的感覺擴充套件到一個寬廣的時間段裡；而張抗抗則從父母兩系來解釋自己，最後把一切都壓縮到了一個點上，那就是全書最後一句她寫的：“1994年8月完稿於北京花園村”。客觀地說，這兩種想法有高低的區別。順便說一句，對尤瑟納爾的文化胸襟，實在不能輕看，她老人家是位文化上的巨人。要是拿尤瑟納爾和張抗抗做比較，對後者不夠公平——她還年輕，而且不是科學院院士。但這非我之罪，誰讓她的書那麼像尤瑟納爾呢？……

張抗抗的這本書主要是在寫自我，對於女作家來說，寫自我是很可取的。但也不知為什麼，中國現代女作家寫的自我是有毛病的；往往很不好看。以我之見，作家寫自我有兩種不同的態度。一種是把自我當作subject，一種則把自我當作object。我不是在賣弄自己懂幾句洋文，而是在這方面中文沒有特別貼切的相應詞彙。假如把自我看做subject，則把它看成是靜態的、不可改變的，是自戀、自足的核心。若把它看作是object，那就是說，自我也是動態的、可以改變的，可以把它向前推進。我們國家的文學傳統，有一半來自傳統文化，另一半來自前蘇聯，總以人類靈魂的工程師自居，想著提升和改造別人的靈魂，炫耀和賣弄自己的靈魂。不知為什麼，我不大喜歡這一點。相比之下，我很喜歡福柯的這句話：“透過寫作來改變自我。”這也是我的觀點。所以一在書裡看到以自我為中心的種種感觸，我馬上就有不同意見。

坦白地說，如果不是編輯先生力邀，我不會寫這篇評論。這主要是因為此書的書名，還有洋溢在書中強烈的使命感和優越感。這些成分不屬於文學，更不屬於文化的範疇。要論家庭出身，我也屬紅五類，但我總覺得，如果我自己來提到這一點，是令人厭惡的……

好在這本書還有些可以評論的東西。由它可以談到尤瑟納爾，甚至談到了福柯。這說明我們國家的文學事業也在和國際接軌。很不幸的是，接軌這件事，有好的一面，也有壞的一面：好的一面是增廣了見識，壞的一面是畫虎不成反類犬。更加不幸的是：我這篇文章談的全是壞的一面。

本篇最初發表於1996年1月31日《中華讀書報》。